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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把境界翻成现象，就只有“月如团，红烧鸭子一大盘”

，才是现象。　又如中国文字的“气”如何翻译？

西方文字不同，氧气、氢气、瓦斯气，究竟用哪一种气来代表？中国字就不同了，一个“电”字，就有许多的妙用。　在外文就不得了，现在外文有十几万字，真正常用的几千字而已。外文系的学生可不得了，新字一年年增加，我看照这种情形下去，七八十年以后，谁知道要增加到多少字，将来非毁弃不可。　而中国只要一个“电”字就够了，发亮的是电灯，播音的是电唱机，可以烧饭的是电锅、电炉，还有电影、电视、电熨斗，只要两个一拼就成了，谁都懂。　外文可不行，电灯是电灯的单字，电话是电话的单字，所以他们的物质越进步，文字越增加，增加到最后，人的脑子要爆炸的。　所以现在中文翻外文，就是采音译的方法，然后加注解。　我们过去的翻译，不像现在，尤其南北朝佛学进来的时候，政府组织几千个第一流的学者，在一起讨论，一个句子原文念过以后，然后负责中文的人，翻译出来，经过几千人讨论，往往为了一个字，几个月还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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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罕　第　九９０５

解决。　古人对翻译就是那么慎重，所以佛法能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现在的人学了三年英文，就中翻英、英翻中，谁知道他翻的什么东西？所以翻来覆去，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给他们搞翻了。　当时“般若”为什么不翻成“智”？因为中国人解释“智”往往与“聪明”混在一起，所谓“聪明”是头脑好，耳聪目明，反应很快就是聪明，是后天的；而智慧是先天的，不靠后天的反应，天分中本自具有的灵明，这就叫智慧。　他们考虑梵文中这个字有五种意义，智慧不能完全代表出来，所以干脆不翻，音译过来成“般若”。这里孔子说的“知者不惑”的“知”

，也等于佛学中智慧的“智”

，而不是聪明。真正有智慧的人，什么事情一到手上，就清楚了，不会迷惑。“仁者不忧”

，真正有仁心的人，不会受环境动摇，没有忧烦。“勇者不惧”

，真正大勇的人，没有什么可怕的。　但真正的仁和勇，都与大智慧并存的。

圣人之道与才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　可与适道，未可与立。　可与立，未可与权。

这是作人做事最要注意的事。　讲到这种人生的经验，孔子真是圣者，实在了不起。　他说有些人可以同学，年轻做朋友蛮好，但没有办法和他同走一条道路，不一定能共事业。假如有一个事业，认为是好朋友，拉在一起做，往往后来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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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５论　语　别　裁

变成冤家，真不划算，如不共事业，还是好朋友，多圆满！

朋友是难得，结果变成冤家，等于离婚一样，该多痛苦？所以汉光武找严子陵，而严子陵始终不干，始终和皇帝是好朋友，多舒服！如果他作了汉光武的官，最后历史的记载，两人有没有这光荣史迹，就不知道了。“可与适道，未可与立。”有些人可以共赴事业，但是没有办法共同建立一个东西，无法创业。　我们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再回过来看这节书，真感到孔子的了不起。明太祖朱元璋。最初尊孔子，反对孟子，把圣庙里孟子的牌位丢掉，说孟子没什么了不起。　后来观念转变，翻开孟子一看，读到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一段，他又立即认为孟子真是圣人，恢复了孟子在圣庙的牌位。　这就是说明要人生的经验多了，才体会得出圣贤之言的可贵。“可与立，未可与权。”有些人可以共同创业，但不能给他权力，无法和他共同权变。这在历史上很多故事中可以看到，有些人学问、道德都不错，作别人的高级干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不错，但权力一集中到他手里，他自己会害了自己，就坏了。　譬如现代史中的袁世凯，和曹操差不多，是乱世奸雄，治世未必能。　如果一个人大权在手，又有道德学问的修养，把权力看成非常平淡，那就高明了。

赞元禅师与王安石

再说，由“可与共学”到“未可与权”这三句话，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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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罕　第　九１１５

可以借用宋代蒋山赞元禅师对王安石说的话，作为更进一层的了解。　王安石与赞元禅师交情犹如兄弟，一个出家当了和尚，一个作了宰相，王安石每个月都要写信给赞元，而赞元始终不打开来看。　有一天王安石问他能不能学道，赞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