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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大会强调的是为非洲人赢得政治权利。同时，两者之间经常进行密切合作，这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消灭白人的统治。随后他谈了自己对南非共产党的认识的转变过程：从不信任到信任，从不合作到合作。他还指出：

我们并不仅仅在国内政治中把共产党人看作支持我们事业的人。在国际领域，共产党国家一向给我们以援助。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中，共产主义阵营一直支持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对我们的处境，他们看上去往往比西方国家更为同情。虽然全世界一致谴责种族隔离，但是共产主义阵营比绝大部分白人世界对种族隔离的谴责更响亮。

他也坦然承认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影响，同时也表示对英国政治制度与司法制度和美国国会制度与三权分立的原则的尊重。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受到东西方两方面的影响。

最后，他揭露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造成的贫富差别和白人与黑人的极度不平等状况。生活上的贫困伴随着营养不良和疾病，这些条件影响了整个非洲人社会的工作水平。同是教育上的极度不平等更加剧了这种差别。

他指出：

一般说来，非洲人孩子上学要比白人孩子花费更多的钱。根据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1963年的刊物所引用的数字，7一14岁的非洲人儿童中有40％不上学。那些上学的孩子所受到的教育，远远比不上白人儿童。1960—1961年政府对国家资助的学校中非洲学生提供的经费约为人均12。46兰特。同期，开普省白人学生人均教育经费（这是我能得到的惟一数据）为144。57兰特。

他进一步指出，影响非洲人经济地位提高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工业中的肤色歧视。较好的职位专为白人保留，他们的工资也大大高于非洲人的平均收入。而低下的工作一律由非洲人干。他说：

每当要搬什么，要打扫什么，白人就要找一个非洲人来替他干，不管这个非洲人是否受雇于他。出于这种态度，白人倾向于把非洲人看作异类。他们不把非洲人看成有自己家庭的人，不认为他们也有感情——他们也像白人一样相爱，他们也想像白人那样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一起，他们也想挣足够的钱以使他们的家庭能舒适地生活，有饭吃，有衣穿，能上学。哪一个“家庭仆人”、“庭园仆人”或劳工能有这样的希望呢？

最后，他描绘了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和睦相处，具有平等的权利。“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活，并去实现它。但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献出生命。”

长达4个多小时的讲话使绝大部分在场的人受到震撼，妇女不住地哭泣，外国记者奋笔疾书，将一封封电文发往国外报纸，平时爱打瞌睡的白人警察凝神细听……乔尔·乔夫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曼德拉念完了他的声明，“法庭上持续30秒钟鸦雀无声。听众席上传来深深的叹息和妇女的哭泣。我们这样坐了整整一分钟，紧张气氛才消去。”在随后的法庭辩论中，西苏鲁和姆贝基分别对原告进行了有力的辩驳，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曼德拉等人的命运牵动着所有南非黑人的心。一方面，非洲人国民大会通过地下网络组织人民向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坦博则通过国外渠道充分调动国际舆论。同时，曼德拉在特兰斯凯的乡亲们也为拯救他的生命绞尽脑汁。在曼德拉被判罪的前两天，滕布族的长老们捎信让温妮去一趟，温妮立即赶去。她后来回忆：

有些长老同我攀谈，说我进入法庭前，有个会法术的人将给我一件东西，我必须把它放进鞋子里，这样白人在法庭上就不会对纳尔逊于某些事情了。……我来到司法大厦时，他们递给我一个装有褐色油状液体的，1、瓶子，看上去里面像是装着毛发似的。我没有勇气去拿。我还不够成熟，还没看出来这不至于有什么危害，接受下来能讨长者们喜欢。我知道，这对纳尔逊不会有什么效果，尽管这些草药被认为可以使他得到释放。他宁愿通过斗争，而不是通过草药来获得自由。

温妮因为没有遵照长老们的意思去做，以致引起了他们的猜疑。

6月11日，法庭裁决：曼德拉犯有指控中提出的4条罪行。在9名被告中，8人被判有罪，只有伯恩斯坦被宣布无罪。被告们对这一判决都很镇定，他们关心的不是判决的结果，而是被判处死刑后应该怎样去鼓舞正在战斗的黑人群众。他们一致决定，如果被判死刑，他们将不提出上诉。

6月12日，法庭最后宣判日。温妮带着5岁的津妮和4岁的津荠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