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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是讲了一句对共产党不满意的话，或者是什么，他要的就是这些材料。所以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这是我原来想不到的。我以为一个人的档案应该是反映他的各个方面，很全面很客观的，但不是这样，档案是按照运动领导人的意图，经过选择，经过编选，经过改造的。

解说：在隔离审查期间，除了接受专案组的审讯之外，杜高还要参加群众斗争大会。

杜高：我很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群众斗争会。在我们机关里，由剧协的一个副秘书长来主持这个斗争会。他宣布，把反革命嫌疑分子——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给我定案——把反革命嫌疑分子杜高带进来！然后就有一个人把我带进去，让我站着。那个时候很热啊，1955年的夏天，非常酷热的天气，我一直流着汗笔直地站在那里，要我交代跟胡风的关系。然后大家呼口号，你不老实什么的。我感觉到这个斗争会，倒不是呼喊口号的那个声音，要打倒你呀，要你交代问题呀，你老实点呀，这些话给我的压力特别大。比这更刺激我、压迫我的是会场上一些人的那种表情，因为开斗争会的那些人啊，都是机关里面原来认识我的，有些人原来对我是很友好的，但运动一来，立刻换了一副面孔。你在挨斗，他在嘲笑你，他对着你笑，你越狼狈，他越高兴。这种人对人的冷酷，这个给人造成的心灵伤害呀，对当时的我，对我的自尊心的伤害，真是很惨重。

解说：到了1956年10月，也就是在杜高被隔离反省一年零七个月的时候，“小家族”的问题总算有了个说法。

杜高：给我的结论说：这是几个青年，几个思想落后的青年的结合。就这么个结论，给我们行政降级处分。但是这个结论没有摆到我的档案里面去，因为没有把我打成反革命，没有给我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只是说我们思想落后。他不能认为搞了你十七个月呀，搞了一年半，不能说全搞错了，他不能承认这个搞错了，于是又说我们思想落后，说我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特别大。挑了我几个作品吧，几篇文章，说我有胡风的文艺思想的影响，说我搞那个小圈子活动吧，那么给我行政降级处分。

解说：与此同时，“小家族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分别受到处分。有的被调离岗位，有的被分配到西安、贵州等地。经过这场运动后，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形影不离了。不过，“肃反”结束后，中国社会似乎平和了一些，人们喘了一口气。但紧接着，1957年来了，谁又会想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又将席卷中国大地呢？

陈晓楠：在杜高的档案原件当中，还塞着一张日期表明是1955年8月12日的一张小便条。这一天，杜高正在群众斗争大会上接受批斗。而这张便条里面，提到了吴祖光、黄苗子的名字。实际上，这一张小纸条的出现，可以说预示了另一场运动的来临，其中的一个大案就将会涉及戏剧家吴祖光等等另外一大批的文人。而和吴祖光关系密切的这个所谓的“小家族集团”自然也脱不了干系。1957年春天，刚刚恢复自由的杜高被安排到成立不久的戏剧出版社。这一年的年初，费孝通先生写下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不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春天其实是非常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就在这短短的春日里，杜高的生活当中也发生了几件事情。他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看望了路翎的夫人，发表了小品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讽刺官僚主义，并且和诗人唐湜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来批评剧协领导。就是这样的几件事情，在随后而来的“反右”斗争中，统统被算作杜高的右派罪行加以声讨，并且载入档案当中。

解说：从1956年开始，杜高在被隔离审查期间，为了不让时光荒废，开始自学俄语。他还订购了一份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在这份刊物上，他读到了很多批判揭露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文章，深有感触的杜高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杜高：这个时候，我在一个党支部书记的鼓励下，写了一个自己问题的申诉。我那个时候很年轻，我敢讲真话，有一种正义感，愿意表达我的真实的政治思想。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中宣部的陆定一部长。那个党支部书记，他要我把申诉信交给他，由他转送。他是个老党员，又是我们这个创作室的党支部书记，我很信任他，觉得他很关怀我，而且很同情我。我告诉他，我的这些朋友，被打成“小家族”的这些人，受到处分的这些朋友，都是一些什么人呢？都是热爱我们这个祖国的很纯洁的青年。我说，难道我们不能够交朋友吗？难道新中国、新社会不允许年轻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