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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方还是有点忐忑，说：“大总统的意思是？”

宋骁飞说：“我的意思是，中国将来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将来中国的政治，要光明正大地斗，不仅要有保守派，也有西洋派，还有中间派。党内和党外各个派别可以有斗争，但是要又合乎现代文明的规则。但这不是说政党进行着无穷无尽的党争，不受到制度上的有效监督。有些国家，政治议事没有相应的规则，每当召开国会，议员们前呼后拥地先住到甲党招待所，得到各种好处与红包，承诺投该党的票，然后再到乙党招待所住下，同样再得到好处费，并答应投该党的票。这就是半桶水的民。主。与其这样，还不如不搞民主。当然，现在谈论这个为时过早。”

李经方说：“这么说，大总统也并不反对我们国家的传统文明？”

宋骁飞说：“中国的传统文明，也有很好的东西。实质上，中国史与西洋史不同。我们的周朝，不是昙花一现的希腊，文化十分灿烂，诗书礼乐，代代相传；我们的汉朝和唐朝，雄伟壮丽，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复兴的罗马。我们中国人，具有西洋人所没有的韧性，朝代虽有兴亡，国势虽有盛衰，但是我们的民族，中华文明自从埃及、巴比伦之时便一直屹立于东亚，不曾消亡，如果一棍子全部打死，不合常理。我们不可把中国的文明看得太呆板。”

李经方点点头，说：“大总统说得对。泰西各国有的政治制度，我们的老祖宗也尝试过。比如我最近看到一本史书，里面说秦汉时期，我们国家就有所谓的‘三权分工’，即是丞相与太尉分治文武之事，御史大夫专管监察之事。只是大将军霍光在昭帝之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代阅公文，代批公文，此后权臣才三权合一，包揽一切了。”

宋骁飞说，“三权分工”只是体现了中央。最高臣权的分立，虽然也体现了政治制衡的思想，但和泰西的“三。权。分立”不同，不过可以说，“三。权。分立”是彻底的“三权分工”，我们切不可囫囵吞枣，食洋不化还沾沾自喜。

李经方说，“确实是这样。”他这时忽然明白了李鸿章当初为什么不选他当接班人。自己和宋骁飞的差距，还真不是一点。自己以为的学通中西，不过是自欺欺人。

宋骁飞说，我说过，今后不分中国的，还是泰西的，只要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我们都可用。最早雅典时期，参与政治是贵族的特权，梭伦改革废除债务奴役制，使整个社会上的公民集体从此形成，这奠定了古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中国以前也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政治也是是少数人的专利，虽然也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制度，但在实践中，人的因素要远远高于制度的作用。所以我说，将来现代中国和传统中国在行政上的最大区别，就是“依法治国”和“以人治国”。过去几千年了，中国都是“以人治国”，将人民的幸福寄托在各级官员身上，寄希望于官员的个人道德修养，发善心，这是极不可靠的，以后还是要靠政治制度，官员首先要守法律。

李经方听了宋骁飞的话，点点头，说：“我明白了。中国的传统文明，也要向现代文明转变，我们的中华文明，应该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开放式文明，吸收一切有利于中国人民的东西。”

宋骁飞说：“你说得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未灭，其实靠的就是包罗万象。只是到了近代，才特别固步自封。我们要恢复中华文明开放的传统。中华文明绝对不只是孔老二一家店。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诸子百家，琴棋书画，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中国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讲，就是中华文明的嬗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接纳新的文明元素，如何消化外来文明，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将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李经方说：“中西文明彼此相互借鉴，我相信我们可以在坚持中国传统的道德天下理念的同时，加强法制建设，重视教育对人的教化作用，一个文明、现代的社会形态就会出现在中国，中华文明也因此可以顺利完成现代化转型。”

宋骁飞说：“确实如此，这个转型的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也是缓慢的，但是我们这些当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