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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胡同，感觉比我们所住的那条胡同要窄了很多，胡同很静，也幽暗，很远的距离才会有一盏路灯在树枝下发着昏黄的光，我的心不知为何竟有了一丝胆怯，幽远而黑暗的好象看不到尽头，尽管我知道不用十分钟就能穿过这条胡同。

走了大约不到三分钟，我忽然便看到了靠右面的一门框旁边的墙上写着绍兴会馆，更让我兴奋的是旁边就是一个铜制的牌子，月光正好照在了上面，显得格外的亮，上面写着“鲁迅故居”，下面写着几行小字介绍，大致是：在这里，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小说，并首度使用“鲁迅”笔名。

我惊讶着兴奋地走进了这个院落，没想到，抬头就是一面墙挡着了我们，左右各是狭长的过道，在我的左首不远处，一棵大树在那孤廖地立着，旁边堆满了杂物，和一排分不出个数的相互依连的低矮的平房。

有一些住家的灯光晃到院子里来，周围的一切看起来是那么遥远而模糊。我惊讶于鲁迅这故居离我是如此的近，可以说是“背靠背”。我忽然想起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到：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

院子里更是没个人影，我也不好东张西望，去敲打门窗打听那间是鲁迅先生曾经住的房间。幸好我离得这么近，可以说近在咫尺，以后还是有机会仔细端详的。

回到家中，查了一些资料，了解到，1912年2月，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众所周知的鲁迅也就是当时的周树人离开绍兴赴南京至*任职。同年5月，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到达后的第二天，便住进绍兴会馆。绍兴会馆原来是山阴、会稽两县共有的会馆，称为“山会邑馆”，在周树人来北京的那一年，山阴、会稽合并为绍兴县，因此改称“绍兴会馆”。他先被安排住在西北面的藤花馆，在这里一住就是4年，后来又移到西南面的补树书屋，那里要稍微安静些。

鲁迅在绍兴会馆居住的那几年；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而刚过“而立之年”的周树人，当时也正处于一生中情绪最为低沉的时期。独自在外谋生，还要供养千里之外的老母亲与自己不爱的妻子──六年前遵母命而与朱安成婚，他实属无奈，唯一能采取的办法就是躲避。离家赴京就职，尽管不是刻意所为，但毕竟也是一种躲避的方式。

就是这个时候，他的一篇小说发表于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1918年第四卷第五号。它像一声惊雷，震动了中国文坛。小说的名字叫《狂人日记》，发表的时候，周树人第一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

时隔95年，想象着当年的鲁迅先生穿着长棉褂，落日黄昏走在胡同的路上，偶尔听到寒鸦的几声叫，划过寒冷的天空；或是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注：在京城，鲁迅居住过的地方有几处：第一处是南半截胡同7号，当时的绍兴会馆。第二处是八道湾11号，1919年鲁迅变卖了绍兴老家的家产，换得三千块大洋，买下这处房子，并在这儿创作了《阿Q正传》不朽名篇，还写出了《风波》、《故乡》、《社戏》等九篇小说。第三处是砖塔胡同61号，鲁迅在这里编写《中国小说史略讲义》，《祝福》、《幸福的家庭》也在这里写成。第四处便是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19号，1924年与母亲一起迁入这里居住。

风吹开的门

又是初冬时节，满城飘落着黄叶，湖面的水清冽微波不动。加了毛衣的人们还是感觉到两臂外侧的寒冷，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

偶然看到博友林平写的一篇关于关门的文章，我顺便就想起了我三年前在胡同发生的一件事。那时也正是这冬月，当时烧蜂窝煤的炉子在屋外，我借着月光将炉子压好，转身进屋钻进了被窝，点上了电褥子，躺在被窝里看从书馆里借来的书。

手拿着书不一会就感觉到冷，交替着手拿书，后来趴在被窝里看，渐渐睡意上来，看了眼床头的闹钟，已经是晚上１１点多，迷迷糊糊间关掉了台灯，倒头就睡。外面风起了，听到门口的高大的杨树哗啦啦地响，象是最后疯狂的舞会，明天早上不知又将摇落多少叶子，想着那些摇落的舞伴可以收集一些好用来引炉火。因为这蜂窝煤我还是头一次弄，总有些时候会灭，而点着它更是不得要领，让叶子在炉火里涅磐吧，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了。一夜的酣睡，正是破晓时分，忽然听到有人在我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