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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些相应的对策。人不同，对策也不同：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

赵州一州落了僧籍的，就有上千人。有人建议，除非剃了发真正光头，且人也住在庙里，才算和尚，可以免役，带发修行的居士，一律不算佛家子弟，仍然必须服役。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然是消极的。

积极的，也有种种不同。

庆历新政，第八条撤并州县，就是冲着这减少役事来的。虽然积极，可只废了少数几个县，还没到州，就被攻击中止了。

韩琦做州官时，也想到一个办法，罢去里正衙前，只差乡户衙前，似乎是对无法撤并州县的一种补充。原来，衙前因为担任者不同，也有几种区别。以将吏做衙前的，叫衙前将吏；长期做衙前的，叫长名衙前。差派的：里正做衙前，是里正衙前；乡村富户做衙前，是乡户衙前。应募自愿做衙前的，则为投名衙前，等等。照韩琦的设想，先是确定名额：各地以现有里正衙前人数为准，再不许突破。然后，根据五等户的财产划分，让最富的一等户来充任衙前，不叫里正来当了。再就是一州之内，各县可以互相调剂：人口、富户多的，出役户多的县份，可以支援人口、富户少的县，让服役的人异地当差。这样，因地方不同，差役苦劳不均的现象，就可以多少缓解一些了。最后一条，是让户长代替里正催缴税赋，三年一替。虽不失为一种办法，不过转嫁了祸水而已：衙前的苦难，由里正转给了乡村富户；催钱粮的苦差，也由里正转给了户长。而且，异县当差，更增加了当差人的负担。这样的办法，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哪里能算真正解决问题？

韩绛与蔡襄另有一种解决办法：将衙前任务的多少轻重，与当地民户财产的实情，结合起来，分等差派。假如第一等重活有十件，要用十个人，就排出一百家上等富户，让他们轮番去做。二等难事五件，合用五人，就选财产稍逊一点的二等人户五十家轮流，也是十次一轮。余者，依此类推。轮番的多少，有了一定之规，负担轻了，但服役的性质，依然没有改变。

再有，就是设法补助衙前重役了。衙前的事情，根据困难程度原被分为三级，即：重、难、积劳差次等三种。为了减轻应役者的负担，州县往往将官有的渡口、酒务、税务等专营权，经拍卖后让应役者经营。这对有经济实力的富户来说，不失为一件好事。但没有经济实力的人家，就是好不容易得到经营权，因为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势，也未必能赚到钱，有时还不免蚀本。渐渐，许多应役人家，对取得这些地方的经营权，再不感兴趣了。怎么办呢？明州一个知州，奏明朝廷，将这些地方统统重新收为官营，再将赚得的钱或雇佣差人，或给当差的一些补助。这比分文不给，白要人当差，自然是进了一步。

也还真有人提出花钱雇人服役的。真宗时就有了。仁宗皇祐年间，荆湖南路转运使也曾让人出钱免役，再由官府拿这钱去雇人服役。可是，一来，有些地方百姓出了免役钱还得照样服役；二来，有些地方为了多得免役钱，不惜掊克百姓，漫天收钱。这雇役的事，渐渐也就了了。只是江浙一带，还不绝如缕，陆续有州县实行雇役。主张的，也不乏其人。司马光在嘉祐年间上的《论财利疏》，不就说过衙前重、难差役，应当花钱雇人来做，农民只该做些轻微差事吗？他甚至还建议，该让城里人也承担一部分差役。

大宋遗事　第九十二回（4）

可所有这些努力，都没能解决问题，差役的弊病倒越演越烈了。神宗皇帝一接位，做了三司使的韩绛，除了财政匮乏，第二个问题谈的就是差役。神宗做皇子时，先已不无所闻；登基之后，也听人汇报过。内藏库官员说的一件事，尤其让他震惊：南方有个里正衙前，千里迢迢送七钱金子到内藏库，受到官吏勒索不说，因为没有回去的路费，硬是在京城流浪了好几年，才侥幸回家了！有了这个基础，再听韩绛一说，如何能不关心？朝廷很快就下诏，正式将差役单独作为一个问题，列了出来，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寻求解决办法。

到安石进京，他关心的农业三件事，第一去其疾苦，就是专指役事而言。役事不仅关系百姓的疾苦，也同样与抑制兼并、便趣农有关。这道理不难明白：没有差役纠缠，农民能全身心地投入农业生产；没有差役苦难，小民又何至于投靠豪门大户寻求庇护，叫兼并的雪球越滚越大？三件大事，列为第一，正是理所当然。他一参政，当然要首先考虑差役。条例司派人下去巡视，差役不就是主要内容之一吗？

他的想法，是出钱雇役。除了现实的认知，也有古代的根据：古代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