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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之时，愿无罪岁而已！

感发而言，重有喋喋，负罪益深！

第二封信到时，安石实在有些腻味了。不要他实指，他可以信口乱说。一说到实处，他又说将来才如此，现在并不是这样。这样说话，还能当真吗？而且，君实这脑袋，从来比别人少一根弦，账是没法儿算清的。就说这青苗钱，有贷有还，仓库怎么会空？老百姓借钱付息，确实有损失。可他们有钱生产、经营，可以创收，增加社会财富与国力不说，他们自己也并非无利可图、纯粹是坐吃山空的事情！可这账，你就替他算明白了，君实也未必懂！说到助役钱，连安石也有些糊涂了。君实的《论财利疏》，安石是看过的。说到役事，他也主张花钱雇役。由这件事，安石又想到，他在那里还主张执政将三司财权收归己有。怎么一到自己做，他就样样反对呢？上封信列的第一大罪状，不就说自己不该夺三司的财权吗？而且，役钱的事不过刚有条文征求意见，还没有正式颁布，要反对，是不是也太早点儿？真是扯不清！既扯不清，也不必扯了，还是随他去吧！可就这样撒手，恐怕不行，他不会就这么罢休的。得回他一封信，将一切都挑明了，说说清楚。那样，他大概就不会再来纠缠了。

安石提笔写道：

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重，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皆不足问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以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罪怨者，亦不改其度。盖度义而后动，是以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安石这信写得够明白的了：他与君实政见不同，看法迥异，实在没什么好谈的。而且，他还有个态度：发生的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自己早做好了准备。未来只会更加努力、不避艰险地协助皇上变法图强，决不会向因循保守势力屈膝投降。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要不改变立场，就请各自为战吧！可君实接到信后，还是又复了一封。翻来覆去不过还是那些话，安石当然不会再理会它了！

大宋遗事　第八十四回（4）

无论台上台下，人前人后，明里暗里，君实与介甫真正泾渭分明，再无瓜葛了。只是君实暂时还没认输，还得有一搭无一搭地纠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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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八十五回（1）

重起事端攻三不足

再说天人献洪范传

如果君实是韩琦的偏军，那么，苏轼就该是这支偏军的先锋了。

官场上的人，虽不能说都是禄蠹利鬼，但身在名利场中，根本不挂心名利的，却也真是凤毛麟角。说不关心，往往不过假撇清的高调罢了！真不关心，他就会老死山林，压根儿不入这个腌臜地方了。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用到官场，那是最贴切不过了。庄子说：“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好像君子们相交真的一清如水，一点儿利害关系都不掺杂？那大概是他老先生的理想，就像他说天说地的那些大话一样，是认不得真的。至少，在官场上，这种清汤寡水的交往几乎没有。平头百姓之间，偶然一见，或许还有吧？

明白了这一层，就不难明白，像子瞻、君实这样性情、风格迥异的人，为什么能走到一块儿来了。子瞻虽然狂放不羁，政治上却并不糊涂。不但不糊涂，有时还有些小聪明，会弄些小小的投机花样。他的问题是恃才傲物，自觉不自觉地总想标新立异，教养、经历、学识等又不能不受到限制，性格中也有空疏落拓、大而化之的一面，虽不至于糊涂颟顸，却总是抓不住大局，比人家慢半拍不说，也难免见小不见大；偏偏又狂傲张扬，敏感夸大，凡有感受都被膨胀变形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