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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三回（4）

安石说到最后，多少有些调侃，神宗也笑了：“朕倒也这么想。不过，偏尽管偏，苏轼这人还是能够想事的，文章也是真好，很雄辩，不由人不入彀。”突然又想起那天他们还谈到用兵，就又补充说，“苏轼对朕说：‘用兵之道，先动的为客，后动的为主。为主的常胜为客的，为客的总是吃败仗。治理天下，也是这么个道理。皇上也不要先动，只能以静待动，应之于后，才能无往而不胜。’爱卿看着，他这话是不是有道理？”

“苏轼这话，倒也不无道理，就看怎么看。天下之道，有经有变。他说的是道之经，而不是道之变。要想畅通无阻，总要通经达变才成。圣人治理天下，感而后应，合的正是道之经。就这一点而论，苏轼说得在理。可天下的事情，变化无常，不能拘泥固执，只用一种方式，必须随机应变才成。也拿用兵说，哪里都是后出兵才胜、先出击就一定失败？不过根据时势，权宜而行罢了！”安石很耐心地解释说。

“还是爱卿解得透彻。”神宗赞同说。跟着，又话锋一转，征询安石，“爱卿说这苏轼，给他件把小事试试怎样？”

“用人先试之以事，是应该的。”安石同意。

但究竟让苏轼做什么事，神宗并没有设想，这事也就搁下了。

过了两天，中书奏事的时候，神宗又想起这档子事，便问曾公亮：“苏轼奏对明敏，是不是弄件事让他试试？”

曾公亮想了想，苏轼不在官告院吗，也算是有职事的，还试什么？陛下的意思，显然是要将他升职？可目下哪儿人都满了，并没有什么空位子，只好实话实说：“陛下，目下朝廷没有空缺，京师暂时没什么事情好试。”

“让他到中书去修条例，可以吗？”神宗提出了设想。

修中书条例，是执掌中书文字的文秘官员，事关中书政事及政策条例的制订、发布等等，官轻位重。就文字能力而言，苏轼当然再合适不过。可他处处显山露水，爱独树一帜，与中书似乎很难配合，这位子能适合他吗？勉强用了，他自己处处别扭不说，没准也会误了中书的大事！

“就能力而言，苏轼去中书应该没有问题，可也有不利的一面。他个性强，又好说好动，未必能与中书步调一致。怕就怕经常与中书产生矛盾，那就要误事了。”公亮说出了心中的顾虑。

“爱卿怎么看？”神宗转过来又问安石。

“丞相说得有理。中书条例的事，烦琐得很，又牵动大局，责任重大，从来大官小官谁都不大愿意做。目下的事情，更难做了。我私下里瞅着苏轼，也觉着他不是个勇于承担责任、肯违众济事的人，而且，似乎也好与人不同。要是在中书标新立异起来，怎么办？那是非坏事不可的。况且，用人得再三考察，确实可用，才好使用。陛下对苏轼，也只是听到他的一些意见，这意见还不尽正确，未必可用。到中书，是不是暂时缓一缓，让他试试别的实事？对他既是一种锻炼，也是一种考察。”安石也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两位爱卿说得都在理，先放一放吧。到有实事职位空缺了，再调他！”神宗也赞同了。

皇上既这么说了，子瞻的任职也就没动。此后，随着朝廷措置日渐增多，子瞻的不满与忧虑也日益高涨。到八月，国子监进行举人考试，他也是试官。出策问题的时候，他终于抓住机会，大大发泄了一番。他出的策问是：

勤而或治或乱，断而或兴或衰，信而或安或危问。所贵乎学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败也。昔之人，尝有以是成者，我必袭之；尝有以是败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

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抑或以乱。文王之日昃，汉宣之厉精，始皇之程书，隋文之传餐，其为勤一也。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断。然而，或断以兴，抑或以衰。晋武之平吴，宪宗之征蔡，苻坚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为断一也。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抑或以危。秦穆之于孟明，汉昭之于霍光，燕哙之于子之，德宗之于卢杞，其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难，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旷世而不获者也。然考此数君者，治乱、兴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岂可不求其故欤？

夫贪慕其成功而为之，与惩其败而不为，此二者皆过也。学者将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诋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难。是以未及见其成功，则文王之勤，无以异于始皇；而方其未败也，苻坚之断，与晋武何以辨！请举此数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