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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人劝他：“您做的虽然都是好事，可万一有个好歹，您不但自己会身首异处，整个一家怕都要保不住！您得三思呵！”

他一扬脖子：“您这是什么话？做臣子的效忠皇上，应该生死相许。至于成败，那是老天爷的事情，用不着考虑。怎么能因为害怕失败，就无所作为呢！”

这话或许有些夸张，可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子。要不是多少存着这个念头，反复之间就会家破人亡的事，他做起来怎么好像一点儿也不犹豫呢？

到英宗晏驾，韩琦又做了山陵使。或许因为太顺，两朝顾命大臣保驾功劳太大，以致让他失去了自我感觉，这一次，他压根儿就忘了自己是谁了，居然根本没想到，从来还没有第二个人做过两任山陵使！再任以后的辞职外调，当然更想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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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十二回（3）

但这一次，形势已完全不同于上一次了。

原来敬重他识量英伟、老成持重，将他当作国家朝廷稳定象征的人，因为濮议，已经与他分道扬镳。一旦分道扬镳，那看法也彻底翻了个儿：识量英伟变成老奸巨猾，老成持重变成专权跋扈，稳定象征则成了迟缓滞惰。加上韩琦对待他们严厉无情，他们自然也要以牙还牙，将他视为寇仇。而他们这些人，一直以清流自居，在朝野内外是颇有一些影响力的。他们由铁杆支持者变为坚定的反对派，对他当然不是什么福音。

以韩琦为核心，中书几个大臣倒是比较团结的。不仅很少窝里斗，彼此之间还多少有些相互敬重。

曾公亮佩服他的敢于任事；他呢，也推崇公亮的稳妥与熟谙政事。

欧阳修敬重他的德量气魄，曾公开承认：“一百个欧阳修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韩公！”

他呢，则对欧阳修的学问文章五体投地：“韩愈之后数百年，学问文章，唯有欧阳大人一人而已。”

他不光是说，也真将欧阳修的意见看法奉为圭臬。欧阳修认为易经《系辞》不是孔子的作品，也不大看得上隋朝王通的《中说》，韩琦也就再不谈它们了。

这种互相了解与敬重，往往能使他们配合默契，共同完成一些大的政治举措。英宗以来许多大事的处理，不都是明证吗？用空头劄子驱逐史志聪，该是最典型的例子了。虽然也有人攻击他们狼狈为奸，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但要维护与稳定政权，这却是必要的，而且也不可多得。到底总是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多呵！

但维持会只是在需要维持、不维持就有灭顶之灾的时候，才有价值。当情况一变，政局相对稳定，改革与发展成为第一需要，光将个维持会弄得面光水滑，就不够了。不仅不够，它还会成为一种负担，阻碍前进。

自从庆历新政失败，参与新政的人，无论组织还是思想，大体都风流云散了。各人情况或者多少有些区别，但告别变革，只乐于维持现状的心态，却是大同小异。正因为如此，庆历新政以后的政治，大体也就是个维持会政治。中枢大臣的角色，大体也就是维持会会长、理事什么的。他们要有雷厉风行，也只是在维持会的天地之内，循着维持的大原则而穷折腾罢了。

仁宗晚年，英宗登基，如果这一切还多少有些存在价值的话，到神宗接位，它们就完全失去存在的理由了。神宗是长子接位，人虽年轻毕竟已经成年，挑战皇权的威胁也不大，政权相对说来是较为稳定的。国家面临的最大危险是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财政崩溃，非大刀阔斧革故鼎新，不能挽救危局。看好韩琦敢作敢当、不避斧钺的人，回头一看，他正带着一班人在维持会慢条斯理穷翻老皇历，能不焦急失望吗？

他们比濮议那一帮战败者更有紧迫感，也更有激情，终于最后发难了。

御史台率先做了代言人。选择的攻击点，仍然是韩琦他们的失礼。

大宋朝规定：臣子朝见皇上，一般是在文德殿；皇上日常接待中枢大臣处理政务等，则在垂拱殿。朝见的臣子礼拜后不能立即退朝，要在文德殿守候，等御史宣布退朝，才能下殿。丞相呢，也有在文德殿押班——跟着一起守候——的义务。垂拱殿要是有事，就等事情处理完了再赶回来。实在事情太多，赶不回来，只好算了。丞相无缘无故不到文德殿押班，就是失礼，御史们有权追究他蔑视朝廷的罪责。但垂拱殿到底有没有事，有事要花多少时间，常常没有准头，所以丞相押班的规定执行起来，也就难得严格了。可严不严格是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