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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点到了；而吕夷简在中书二十年，三为辅相，言无不听，请无不行，首当其冲，不啻就是当朝的李林甫，罪在不赦。只有将吕夷简贬而不用，真正选贤任能，重整纲纪，朝政才能焕然一新，真宗时代的盛世之风才能复现于当今。

奏章一传开，向东向西的立马叫阵，自不必说。有趣的是，丞相本人竟然也拍案叫好：“好，孙元规说的是药石之言！可惜，迟了十年！”

说这话时，丞相老而昏黄的眼睛里果真飘过一丝阴影，真是有些黯然神伤。至于为什么迟了十年，是怨孙某人说话不及时，还是感叹自己未能及时听到逆耳忠言，他没有作任何解释，别人也就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略微好了些之后，夷简又上朝辞了一次职。仁宗皇帝在延和殿见他，特许他骑马直到殿门，还吩咐太监用软轿将他抬上金殿。夷简一再谢绝，才让人搀扶着见了驾，跪拜到底免了。这次虽罢了相，但司徒、监修国史照旧，军国大事仍旧要中书、枢密院与他同议。孙沔那边，皇上也没有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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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回（3）

既有旨同议军国大事，中书、枢密院的官员们只能上夷简家里办公了。丞相的宅邸竟成了政事堂、都堂，当然不会没人说话。

这回说话的，是那个写《四贤一不肖》诗的蔡襄。他这时可是正儿八经的谏官，有权说话。原来，仁宗不知怎么突然明白过来，一改谏官由大臣举荐的旧习，谁也不打招呼，亲自擢用王素、余靖、欧阳修做了谏官。蔡襄得到消息，当即写诗祝贺，希望他们直言报国。这三个人将贺诗一上奏，仁宗特高兴，立马也提拔蔡襄做了谏官。蔡襄除了将内忧外患也都归罪于吕夷简之外，还特别指责吕夷简驱正用邪，将国恩归于自己，怨尤归于他人，败坏了天下的风气。以致当今天下，人人以逐利为知能，远势为愚钝，廉耻之节尽废，奔竞之行成俗——驱逐四贤，就是铁证之一。

上书之外，他又找机会与皇上专门谈了彻底罢免相国的事情。话说得自然特直白：“皇上，微臣的奏折陛下看了吗？”

“你还有话要说？”

“国事隳坏到今天这个地步，吕丞相出入中书二十年，实在难逃其咎，罪不可赦！他不能为陛下兴利除害，只能苟且坏事，再明显不过了，连三岁小孩儿都看得清清楚楚。如今病老颓衰，还贪恋权势不放，要两府到家中议事，实在是太昏聩不智了。”

“他一再辞过，是朕让两府去他那儿议事的。前两天他还请求两府只派一两个人去议事，说是人多了不敢当。”

“人多人少，把持朝政是一样的。”

“依你之见，要怎么样？”

“陛下，恕臣斗胆直言。要一新当今国事，只有彻底摆脱丞相才有希望。”

“这么严重？”

“是。丞相无益于国已是事实，而只要他仍然把持朝政，两府大臣就难以专任，更不要说刷新朝政了。陛下，不弃旧难以图新，彻底弃旧才能完全图新。机会稍纵即逝，您不能再错过机会了！”

“唔！”仁宗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潮，这是他情绪激动的特有表情。是蔡襄的话勾起了他飞白《无逸》的初衷，还是他真正彻悟了问题的实质，不大好说。倒是最后一句话，勾起了他的一点回忆，着实让他心潮难平。

他确实错过了一次机会。还在亲政之初，特置的端明殿学士宋绶，不就上书请他抓住独揽权柄、一切可以从头来过的机遇，惩违革弊，弃旧图变吗？他根本没在意，只急不可耐地变动了人事，再有就是废后之类了，以后日复一日，终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机会真是稍纵即逝，错过不得的！

“陛下，人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吕丞相一直在权力中心，有些恋栈该是难免的。陛下真爱护他，就该成全他的晚节，让他完全放权，尽早致仕。”

这也是一说。

但仁宗还有顾虑：“二十年的老臣了，稳当哪！说是同议军国大事，就是要他掌掌舵呵。一般事情，他已经不能过问了。”

“陛下还是害怕朝中无人。其实，当今天下可大用的人还是有的，陛下不用罢了！”

“谁？”

“范仲淹、韩琦。他们治边有方，历任普遍，德才兼备。”

皇上点点头。自夏竦调走，陕西分为四路，他们俩各为一路招讨使，这几年措置边防，稳定局势，功效确实比较明显。“朕已经叫陈舜封带着诏书，去陕西宣谕他们了。朕特意要舜封告诉他们，朕已吩咐中书记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