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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时就得提心吊胆了。幸好,他的同班同学格罗斯曼笔记记得非常出色,考试前,这些笔记就成了爱因斯坦的救命船。
格罗斯曼总是准时去听明可夫斯基和其他教授讲授的高等数学的各章节的课,爱因斯坦和他很要好,后来吸收他参加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的制订工作。格罗斯曼把自己的课堂笔记本借给爱因斯坦。在1949年的自述中,爱因斯坦回忆起此事,并顺便称道了几句他在苏黎世所享有过的这种上课自由,为了应付考试而强制去学一门课程曾使他感到苦恼。
“这种强制使我如此畏缩不前,以致我在通过最后的考试以后整整一年对科学问题的任何思考都感到扫兴。不过我应当指出,我们在瑞士苦于这种窒息真正科学工作的强制,比其他许多地方的大学生要少得多。一共只有两次考试,除此之外,你或多或少可以做你想做的事。谁要是像我这样有一个朋友认真地去听全部课程并仔细地整理讲课的内容,那就更好了。直到考试前几个月,这种情况都给我选择了干事的自由——我大大地利用了这种自由;我把与此伴随而来的内疚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其害处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现代的教学方法还没有把神圣的求知欲完全扼杀掉,这差不多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株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之外,首先需要自由——没有自由它将不可避免地会夭折。”
爱因斯坦对科学研究的理解在守旧的教授们那儿,被视为离经叛道、胡思乱想。在他们眼里,爱因斯坦是个糟糕的、叫人头疼的学生,能否毕业都成问题呢!
有一次上实验课,教授照例发给每个学生一张纸条,上面把操作步骤写得一清二楚。爱因斯坦也照例把纸条捏做一团,放进裤子口袋。过了一会儿,这张纸条就进了废纸篓里。原来他有自己的一套操作步骤。爱因斯坦正低头看着玻璃管里跳动的火花,头脑却进入了遥远的抽象思维的世界,突然,“轰”的一声,把他震回到现实世界中来。爱因斯坦觉得右手火辣辣的,鲜血直往外涌。同学、助教、教授都围了上来。教授问明情况,就愤愤地走了。他向系里报告,坚决要求处分这个胆大包天、完全“不守规矩”的学生。前不久,因为爱因斯坦不去上他的课,他已经要求系里警告爱因斯坦。未来的物理学大师果真受到了处分。一个不听老师话的学生能成材吗?
十几天以后,爱因斯坦看到教授迎面走来,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教授走到爱因斯坦面前,目光很自然地落到他那只包着绷带的右手上,教授叹了口气,心里又同情又遗憾。教授再次叹了口气,说:“唉,你为什么非要学物理呢?你为什么不去学医学、法律或语言学呢?”
爱因斯坦并未意识到教授的话中话,教授认定,一个不循规蹈矩的人是进不了物理学殿堂的。
诚实的爱因斯坦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热爱物理学,我也自以为具有研究物理学的才能。”
教授迷惑了。一个不守规矩的学生还加上一份固执,他摇了摇头,再次叹了口气,说:“唉!……”
“算了,听不听由你,我是为你好!”
历史得感谢爱因斯坦的“不守规矩”和固执。假如当初爱因斯坦真听了这位教授先生的“忠告”,物理学真不知要蒙受多大的损失呢!幸好,固执的爱因斯坦是有自信的。他继续走自己的路,继续刻苦攻读物理学大师的著作,不为守旧教授们的态度而退缩。
在苏黎世也像在瑞士其他的大学城一样,聚集了许多不同种族的大学生、革命的侨民或是因民族压迫和阶级限制而离开自己祖国的男女青年。大学生中许多人并不是革命者,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民主思想的拥护者。这是一个具有巨大政治和科学热情的环境。甚至把兴趣局限于纯科学的苏黎世青年的代表者们也不能不受它的影响。
爱因斯坦和许多大学生侨民接近。他的朋友中有一位名叫米列娃·玛利奇的塞尔维亚姑娘,她是来自奥匈帝国的侨民。米列娃的才貌并不出众,生性沉默寡言,她也是学物理学的,虽在学识上没有出众的才华,但对一些物理学著作很感兴趣。她可以面对爱因斯坦坐上很长时间,一言不发地听着爱因斯坦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物理学观点。
当时还未出名、也还没有成熟的爱因斯坦太需要一个消极的听众,内在情感一直是孤独的爱因斯坦很自然对米列娃产生了感情,以致双方不久就堕入爱河。
在大学期间,爱因斯坦最亲密的朋友有:格罗斯曼、路易·科尔罗斯、雅科布·埃拉特等人。他们像米列娃一样都是在1896年进入苏黎世工业大学的。格罗斯曼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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