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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带了现金。”

“美元吗？”

“不是，瑞士法郎。”

“给我看看。”

“我能先去一趟厕所吗？”

那天夜里，穆尔上尉、我以及化妆品巨头欧莱雅的首席执行官共进晚餐。跟我熟识、有私交的尽是上流社会人士和有名望的商界人士。这个交往圈子在迅速扩大，不管我去哪儿，不管我遇到谁，我都是在座的人中最年轻的。

“我想有一天能见见达利。”晚餐时我对穆尔上尉说。

“最好别见他，”他回答，“你会失望的。”

“失望？为什么？”

“达利是个色情狂。”

“色情狂？达利？”

“没错。”

我叹息一声。“毕加索、莫迪里阿尼、马格里特都已经不在人世，”我说，“我想达利是活着的画家中最有商业价值的。他独一无二。他使我富有。我，你，我们都是这样的。”

达利的骗局　二（7）

“也许是吧，”穆尔上尉说，“他也是个色情狂。”

我又叹息一声。我不知该说什么。我能说什么呢？我曾是玩沙子和泥巴的小孩。这个小孩已不存在了，我非常怀念他。我在那里做什么呢，想跟这些大人物一起玩球吗？我不是迟早要从这丑恶的买卖中摆脱出来，趁自己还没被活生生吞食掉吗？欧莱雅的首席执行官一定看出了我的想法，因为他直勾勾盯着我看。

“加入俱乐部吧，孩子。”他说着拍拍我的背。

“要是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给我打电话。”穆尔上尉说。

他把我介绍给路易斯·罗梅罗—达利“钦定”传记作者之一，还有安东尼·里巴斯—加泰隆电影制片人，他正在为一部有关达利生平和爱情的传记片做前期准备工作，由罗伯特·德尼罗饰演达利。我心想，演员的选择真是乱点鸳鸯谱。夏洛蒂·兰普林饰演加拉这个角色同样不合适。电影没有拍成。但我倒是如饥似渴地从罗梅罗和里巴斯那里了解了不少达利的事情。我对他了解得越多，我谈买卖就越有技巧。我不放过任何一点零星的信息。

我去西班牙领取我从穆尔上尉那里买下的素描作品。这些随手乱画的东西都签了名，美观地镶在镜框里。这些签名跟哈蒙印刷品底下的签名一点都不同。

由于我打算从巴塞罗那的艺术商那里买到更多的达利原作，我随身带上屠夫藏在中国花瓶里的那些钱，将它们锁在一家西班牙银行的保险库里。两个月以后，我便记不起这是谁的钱了。我需要再找一个保险库来藏匿我日益增长的钱财。

我第一次去巴塞罗那时不会讲西班牙语。我需要一个翻译，于是我问旅馆的接待员是否能帮我找一个能流利地讲法语、英语和德语中的一种，当然还要会讲西班牙语（他们称之为卡斯提语）的人。就这样我跟阿娜见了面。她开了一辆金丝雀黄、很破旧的老式福特“菲斯塔”车来到了旅馆，衣着鲜亮、正式，俨然是重大会议或研讨会的女主持。她走下车时，手里紧抓着一本折角的平装书。她有着小巧玲珑的身材、橄榄油色的皮肤和栗色的眼睛。

“斯坦·劳－劳－劳里斯……？”她用极小的声音问。

我点头。我微笑。

“你好吗？”她用德语说。我们握手。

“你不说法语吗？”我问。

“当然会啊。”

“那么说法语吧。”

“悉听尊便。你不喜欢德语吗？”

“我不喜欢希特勒。”

她把书竖着握在手里，但我还是看到了书名。马尔科姆·劳里的小说《在火山下》。封面画的是墨西哥小店里一个烂醉的男人，颓然倒在桌子上。我心想，《在火山下》，有意思。

阿娜作了自我介绍。她说她是加泰隆人。她能流利地说法语、德语，当然还有她的母语加泰隆语和西班牙语。她英语也说得不错。她在菲格拉斯住了好几年，这个边境小城以达利的出生地闻名。菲格拉斯也是达利博物馆的所在地。她的家人跟达利家族留在那里的人友好相处。一个名叫拉蒙·瓜迪奥拉的当地律师处理阿娜的房地产收益。瓜迪奥拉也是菲格拉斯的前市长和城里达利博物馆的第一位馆长。

“我是艺术品商人，”我说，“我正到处买卖达利的作品。我专做达利作品的生意。我了解很多这个人的事情，可就是不知道他的成长背景。我想弄懂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他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我想要你领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