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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他曾有两次濒临死亡的经历，一次因为花生过敏，一次因为急性肠胃炎。他的生日竟然与她是同一天，也难怪两人脾性有些相似。

这少年从前是个基督徒，却笃爱尼采的哲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样陷入了一种思想上的虚无主义，这首先表现在对上帝、灵魂不死和至善道德的怀疑，而后逐渐衍变为一种对一切权威和正统事物的条件反射一般的反抗和厌恶。因为“一切皆虚妄，一切皆允许”。＇1＇

他的左耳听力只有右耳的一半——某天，他的父亲在盛怒之下打了他一耳光，从那以后，他的左耳一直嗡嗡鸣响，再也无法清晰地听见周围的声音了。这是最让她觉得诧异的一件事。原来，他并不像自己从前对梁正林所说的那样孤苦无依，他其实还有一个父亲。不过他只将这件事告诉了沈青一人。

某天的英文课后，梁小祯送沈青下楼，刚走下楼梯就惊叫了一声：“啊，今天是父亲节，我忘记准备礼物啦。”服务生们笑说：“等生日时再送也一样吧，没来香港前也没过什么父亲节。”梁小祯顿时像是被揭穿了什么似的羞恼地辩解说自己和父亲没来香港前也过父亲节，然而说到一半时却忽然停住，回过头去看着嘉文，有些愧疚地说了句：“对不起…”

嘉文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她心想嘉文一定是生气了，忙又讷讷地解释，嘉文却兀自说道：“我去电器行买台灯，跟老板说一下，今天阿华替我晚班。”梁小祯只好一脸内疚地目送嘉文走出门外。沈青顿了顿，也过去向她告辞了。

二人同行至6路车站，兴许是依旧沉浸在刚才的尴尬气氛里，嘉文一路无言。沈青也一时不知该怎么跟他交谈。他们就这么沉默地在站牌下等了五分钟，嘉文突然开口说：“其实，我不是什么孤儿，我还有个父亲。”

沈青惊讶地转过身去看他。

“虽然他对我来说就跟死了也没什么两样。”嘉文冷笑了一声，说，“那混蛋没什么正经职业，一年到头靠着综援过活，又是个酒鬼，一喝醉就打我。看见这个伤疤了么？”他挑起自己额前的头发说，“就是当年他抓着我的头发撞到墙上时留下来的。有一次，因为我的综合排名下降了一点，他醉醺醺地抽了我一耳光，现在我的左耳只剩了一半的听力。”

沈青愈加惊惶地看着他。他却用一种仿佛在讲述其他人的故事一般的口吻继续说道：“这次离家出走也是因为他。去年我在学校不小心得罪了几个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就把自己的球鞋放在我的衣柜里，然后在体育课上诬陷我偷了他们的鞋。那个体育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我品行恶劣、不知廉耻，还用卷起来的书狠狠地敲我的脑袋，逼我承认和道歉。我说我没偷，他就带着全班同学一起骂我‘小偷’。我就这么被他们骂了一个月。后来，那帮人的圈子里有个男生被欺负了，就把他们那时陷害我的事情说了出来。那体育老师向我道歉，我说：‘那你也让我用书在你的脑袋上敲几下吧，不然踹你几脚也可以。’体育老师愣了一下，抬手就甩了我一耳光。我于是也毫不犹豫地扇了回去，因此被停课送回了家。学校的领导说，如果我不好好反省跟老师道歉的话，他们就会将我开除。我回家的那天晚上，那混蛋二话不说就拿着扫把上来抽我，逼我跟老师道歉。我说我没有错为什么要道歉，他顿时抄起一张矮凳朝我扔了过来。那天我被他揍了半个晚上，浑身上下全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可是我还是没有松口说要道歉。他就威胁我说；‘如果不道歉的话就给我滚出家门。’所以我就滚出来了。现在已经过去半年多了，他连失踪人口都没有上报，估计是怕警察知道他在家那点事，影响他领综援吧。”

“所以，我有时宁愿自己是孤身一人，也总比跟那么一个混蛋一起生活强。坦白说，那天从那个家里离开的时候，我心中反倒是觉得轻松了不少。”他莫名地笑了一下，眼睛里没有一丝悲伤或愤怒。

沈青心中感到十分难过。不过她又觉得这少年最痛恨的可能就是其他人那种根本无法与他感同身受的怜悯和同情，于是她只静静地聆听而从不表达悲悯。而正是因为沈青这种不做多余嗟叹和评论的态度，使嘉文也越加没有顾虑地在她面前谈论自己的父亲和从前的生活。当然，每次都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口吻。

他说他的父亲从前是个公司职员，因为有利可图，三天两头地去街头参加社会运动，跟着别人一起反对专｜制政权和老大哥。＇2＇后来公司裁员，他失业了，于是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开始像所有的无产者一样憎恨大公司和资本主义，并且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