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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

态度决定了，我该从哪里下手去实践呢？我不敢随便地去找一点新事物，就动手写小说或剧本；我既没有革命锻炼，又没有足够的思想改造学习和新社会生活的体验，若是冒冒失失地去写大部头的作品，必会错误百出。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写作经验的作家，而须自居为小学生，从头学起。这样，我决定先写通俗文艺，这并不是说，通俗文艺容易写，思想性与艺术性可以打折扣，而是说通俗文艺，像快板与相声，篇幅都可以不求很长，较比容易掌握。

在从前，我写一篇一百句左右的鼓词，大概有两三天就可以交卷；现在须用七八天的工夫，我须写了再写，改了再改。在文字上，我须尽力控制，既不要浮词滥调，又须把新的思想用通俗语言明确地传达出来，这很不容易。在思想上，困难就更多了。当我决定写某件事物的时候，对那件事物我必定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可是，赶到一动笔，那点了解还是不够用，因为一篇作品，不管多么短小，必须处处结实、具体。我的了解只是大致不差，于是字里行间就不能不显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贫乏与毛病。有时候，正笔写得不错，而副笔违反了政策。有时候，思想写对了，可是文字贫弱无力，没有感情——只把政治思想翻译一下，而没有对政治思想所应有的热情，就一定不会有感动的力量。有时候……。困难很多！可是我决定：第一不要急躁，第二不要怕求别人。我既决定听从毛主席的指示：思想改造必须彻底，也就必是长时间的事；我就不能急躁。我必须经常不断地学习，以求彻底解决。以前，我可以凭“灵感”，信笔一挥，只求自己快意一时，对读者却不负责任。现在，我要对政治思想负责，对读者负责，急于成功会使我由失望而自弃。另一方面，我须时时请教别人。时常，我的客人，共产党员或是有新思想的人，就变成我的批评者；我要求他们多坐一会儿，听我朗读文稿；一篇稿子不知要朗读多少回，读一回，修改一回。我自己的思想不够用，大家的思想会教我充实起来；当他们给我提出意见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但指出作品上的错处，而且也讲到我的思想上的毛病，使我明白为什么写错了的病根。

这样，写一小段，我就得到一些好处。虽然我从书本上学来的新思想不很多（到今天我还是有些怕读理论书籍），可是因为不断地习作，不断地请教，我逐渐地明白了我应当怎样把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而不许像从前那样得到一二漂亮的句子便沾沾自喜。虽然我因有严重的腿疾，不能马上到工厂、农村、或部队里去体验生活，可是因为不断地习写通俗文艺，我已经知道了向工农兵学习的重要；只要腿疾好些，我就会向他们学习去。虽然二年来我所写过的通俗文艺作品并非都没有毛病，可是这已给了我不少鼓励：放下老作家的包袱，不怕辛苦，乐于接受批评，就像是我这样学问没什么根底，思想颇落后的作家，也还有改造自己的可能，有去为人民服务的希望。

不管我写多么小的一个故事，我也必须去接触新的社会生活；关起门来写作，在今天，准连一句也写不出。为写一小段鼓词，我须去调查许多资料，去问明白有什么样政治思想上的要求。这样，我就知道了一些新社会是怎样在发展，和依照着什么领导思想而发展的。一来二去，接触的多了，我就热爱这个天天都在发展进步的新社会了。是的，我必须再说一遍，我缺乏有系统的学习政治理论与文艺理论。可是，赶到因为写作的需要，看到了新社会的新气象新事物，我就不能不动心了。我要歌颂这新社会的新事物，我有了向来没有的爱社会国家的热情。自然，有人说我这样先看见，后歌颂，是被动的，不会写出有很高思想性与创造性的作品来。可是，我是由旧社会过来的人，假若我自诩能够一下子就变成为今天的思想家，就是自欺欺人。我只能热情地去认识新社会，认识多少，就歌颂多少；我不应该因我的声音微弱而放弃歌颂。写不了大部头的小说，我就用几十句快板去歌颂。以我的小小的才力，我不该幻想一写就写出一鸣惊人的作品来；若因不能一鸣惊人，就连快板也不写，我便完全丧失了文艺生命，变成废物。我不再想用作品证明我是个了不起的文人，我要证明我是新文艺部队里的一名小兵，虽腿脚不利落，也还咬着牙随着大家往前跑。

慢慢地，我开始写剧本。《方珍珠》与《龙须沟》的背景都是北京；我是北京人，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我热爱北京，看见北京人与北京城在解放后的进步与发展，我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颂。我一向以生在北京自傲，现在我更骄傲了，北京城是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