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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发。那少女味儿十足的纤细的手指像要触发记忆似的留在额前不动。她在看我。我的心脏发出干涩的声响。但不可思议是，我并没有被人注视的感觉。大概少女看的不是我，而是我后面的什么。

我们两人沉入的火山口湖底，一切阒无声息。火的活动已是很早以前的故事了。孤独如柔软的泥堆积在那里。穿过水层的隐约光亮，犹如远古记忆的残片白荧荧地洒向四周。深深的水底觅不到生命的迹象。她究竟看了我——或我所在的位置——多长时间呢？我发觉时间的规律已然失去。在那里，时间会按照心的需要而延长或沉积。但不一会儿，少女毫无征兆地从椅子上欠身立起，蹑手蹑脚地朝门口走去。门没开。然而她无声无息的消失在了门外。

其后我仍静止在被窝中，只是微微睁眼，身体纹丝不动。她没准还回来，我想。但愿她回来。不料怎么等少女也没返回。我抬起脸，看一眼枕边闹钟的夜光针：3时25分。我翻身下床，用手去摸少女坐过的椅子，没有体温留下。又往桌上看，看有没有一根头发落在那里，然而一无所见。我坐在那椅子上，用手心搓几下脸颊，长长地喟叹一声。

我未能睡下去。调暗房间，钻进被窝，但偏偏睡不着。我意识到自己是被那谜一般的少女异常强烈地吸引住了。我最初感觉到的，是一种不同于任何东西的强有力的什么在自己心中萌生、扎根、茁壮成长。那是一种切切实实的感觉。被囚禁在肋骨牢狱中的火热心脏则不理会我的意愿，兀自收缩、扩张，扩张、收缩。

我再次开灯，坐在床上迎接早晨。看不成书，听不成音乐，什么也干不成，只能起身静等早晨来临。天空泛白之后，总算多少睡了一会儿。睡的时候我似乎哭了，醒来时枕头又凉又湿，但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流的泪。

时过九点，大岛随着马自达赛车的引擎声赶来，我们两人做开门准备。准备完毕，我为大岛做咖啡。大岛教给我咖啡的做法：研磨机研碎咖啡豆，用特殊的细嘴壶把水烧开，让水稍微沉静一会儿，再用过滤纸慢慢花时间把咖啡滤出。咖啡做好后，大岛往里面象征性地加一点点糖，不放牛奶。他强调说这是最好喝的咖啡喝法。我则泡嘉顿红茶喝。大岛穿一件有光泽的茶褐色半袖衫，一条白麻布长裤，从口袋里掏出崭新的手帕擦了擦眼镜，再次看我的脸。

“好像没睡足似的。”他说。

“我有事相求。”

“但请开口。”

“想听《海边的卡夫卡》。能搞到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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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不行？”

“可能的话还是唱片好。想听原来的声音。那么一来，就需要能听唱片的装置……”

大岛把指头放在太阳｜穴上思考。“那么说来，仓库里好像有个旧音响装置。能不能动倒没把握。”

仓库是面对停车场的一个小房间，只有一个采光的高窗。里边乱七八糟地堆着各个年代因各种原因放进来的什物：家具、餐具、杂志、绘画……既有多少有些价值的，又有毫无价值可言的（或者不如说此类更多）。“应该有人把这里拾掇一下才是，可是很难有那么有勇气的人。”大岛以忧郁的声音说。

在这俨然时间拘留所的房间中，我们找出一个山水牌老式立体声组合音响。机器本身虽甚为结实，但距最新型那会儿至少过去了二十五年，白色的灰尘薄薄地落了一层。扬声机、自动唱机、书架式音箱。与机器一起还找出了一摞旧密纹唱片：甲壳虫、滚石、沙滩男孩、西蒙与加丰凯尔、斯蒂芬·旺达……全是六十年代流行的音乐，有三十几张。我把唱片从封套里取出看了看，看样子听得很细心，几乎没有损伤，也没发霉。

仓库里吉他也有，弦基本完好。名称没有见过的旧杂志堆得很高。还有颇有年头的网球拍，仿佛为时不远的过去的遗迹。

“唱片啦吉他啦网球拍啦，估计是佐伯那个男朋友的。”大岛说，“上次也说过，他在这座建筑物里生活来着，看样子他那时的东西都集中起来放进了这里。音响装置的年代倒像是多少新一点儿。”

我们把音响和一摞唱片搬去我的房间，拍去灰，插上插头，唱机接在扬声机上，按下电源开关。扬声机的指示灯放出绿光，唱盘开始顺利旋转。显示旋转精度的频闪闪光灯迟疑片刻，随即下定决心似的稳住不动。我确认针头带有较为地道的唱针后，将甲壳虫《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那红色塑料唱片放上唱机，久违了的吉他序曲从音箱中流淌出来。音质意外清晰。

“我们的国家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