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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第一个告诉您。”我立刻保证。

“‘三层楼’的第一批住客，除了造这四幢楼的孙家四兄弟，就是我、张轻和苏逸才了。”

我嘴一动，欲言又止。我觉得还是先多听，少发问，别打断他。

注意到我的神情，钟书同说：“哦，你是想问钱六吧？他是孙家四兄弟的家仆，而我们三个，是被四兄弟请来的。”

烟一根根地点起，青烟袅袅中，钟书同讲述起“三层楼”、孙家四兄弟，和那面幽灵旗。

一九三七年，钟书同二十七岁。那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西方学术思潮的洪流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同时碰撞在一起，动荡的年代和喷薄的思想激荡出无数英才，二十七岁的年纪，对于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来说，已经足够成名了。

钟书同彼时已经在各大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尤其是对两汉三国时代的经济民生方面有独到见解，在史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至少在上海，他已俨然是史学界年轻一辈首屈一指的人物，包括燕京在内的许多大学已经发来邀请函，他自己也正在考虑该去哪一所学府授课。

一九三七年的春节刚过不久，钟书同在山阴路的狭小居所，接待了四位访客。

尽管这四位来客中有一位的身形魁梧得让钟书同吃了一惊，但四人都是一般的彬彬有礼，言语间极为客气。

这四个人，自然就是孙家四兄弟了。

这四兄弟说到钟书同的学问，表示极为钦佩和赞赏，更说他们四人也是历史爱好者，尤其对三国时期的历史更是无比着迷，有许多地方，要向这位年轻大家请教，而他们更是愿意以一间宅子作为请教费，抵给钟书同。

要知道当时上海的房子，稍微好一些，没有十几根金条是抵不下来的。钟书同在山阴路居所的租金，以他的稿酬支付已经令他有些吃力，所以才想去大学教书，当时一位教授的工资，可是高得惊人。

孙家四兄弟第二次上门拜访的时候，更是连房契都带来了。钟书同虽觉得其中颇有蹊跷之处，但看这四人盛意拳拳，谈论起三国的历史，竟有时能搔到他的痒处，对他也有所启迪，再加上年轻，自信纵使发生什么也可设法解决，所以在三月的一天，终于搬出了山阴路，住进“三层楼”。

而钟书同住进中央“三层楼”的时候，张轻和苏逸才已经在了。那时苏逸才还未还俗，正如我所想的，他那时的法名就是“圆通”。

钟书同刚搬进“三层楼”，就发现其间有许多怪异之处，不仅是楼里住了圆通这么个终日不出房门的和尚，而且张轻也总是神出鬼没，时常夜晚出去，天亮方归。而他住的这幢楼四周，那些街上的平房里，居然一个居民也没有。有时他走在几条街上，看着那些虚掩着的房门，里面空空落落，不免有一种身处死城的恐慌。后来这些平房逐渐被推倒，这样的感觉反而好了许多。

扛旗子的四兄弟（8）

不过虽然周围几条街都没有住人，但钟书同却发现时常有一些苦力打扮的人出没，他们似乎住在其他几幢“三层楼”里。这些苦力除了对这个街区的无人平房搞破坏工作外，并不见他们打算造什么。只是有一天，钟书同要坐火车去杭州，早上五点不到就提着行李出门，远远见到那些苦力把一手推车一手推车的东西从东边的“三层楼”里推出来。天色还没亮，隔得远，他看了几眼，也没看出那车上是什么东西。

四兄弟还是时常到他屋里来坐坐，和他谈论三国时期的种种掌故。对于这周围的情况，钟书同试探了几次，四兄弟总是避而不答。到后来他也明白这是一个忌讳，住了人家的房子，若还这样不识相的话，真不知会发生什么。一日里对着周围的空屋一阵惧怕后，钟书同就放弃了追根究底的盘问。

可是和四兄弟谈话次数越多，谈得越深入，钟书同沮丧的情绪就越来越厉害。因为四兄弟关于三国的问题实在太多，而他能回答得上来的又实在太少，如果仅仅是这样，他也有理由为自己辩解：一个历史学家再怎么博学，毕竟不可能逆转时间回到过去，所以哪怕是专攻某个时代，对这个时代的了解，特别是细节局部的了解，终归是有限的。然而让钟书同郁闷的是，谈话谈到后来，有时四兄弟中的某人问出一个问题，他无法回答，那发问之人，却反过来说出了自己的推测，偏偏这推测又十分合理，有了答案再行反推，一切都顺理成章。当这样的次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四兄弟和钟书同的谈话次数却越来越少。钟书同隐约觉得，这四人已经开始对自己失望，言语间虽然还算礼貌，但已没有了一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