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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很晚才回家,回家就睡了。夫妻俩本来就无话可说,又各睡一间屋子,话就更少了。有时两天不见面,三天不说一句话。见面时竟象邻居一样打招呼,互相问声“你好”。在赵德发手机贮存的电话号码中,从来没有家里的电话,周雪冰也没给他打过电话。有天,周雪梅要给姐姐打电话,问赵德发:“你们家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赵德发的回答匪夷所思:“我记不清呀!”周雪梅说:“天啊,有你这样做丈夫的吗?”赵德发说:“你打她手机吧。她很少用电话的。”连自家的电话都记不清的男人,家的概念在他的心目中早已荡然无存了。脑子中的概念只是房子,不是家。房子可以用来装家,家却并不一定要用房子来作载体。当欧阳一虹坐在他的车上时,他就觉得他的家也在车上了。车装载着他们的身躯,也装载着他们的灵魂。
回到家里,欧阳一虹确实感到很累了。洗澡过后,她还要赶稿子,后天要见报。明天必须把初稿拿出来送审。电脑一打开,小肚子就一阵隐隐地疼痛。每回来例假都这样。什么药都不管用。索性不吃了。每月这几天都成了她最难熬的日子。赵德发见她写稿子了,就到厨房去给她洗衣服。春天水冰冷,赵德发怕她见生水,身子好久不干净。欧阳一虹说:“你别洗衣服了,放在那里吧。”赵德发说:“放着谁洗?放多久都是你自己洗。倒不如我给你洗了。反正我又没事。”自从两人相好以来,欧阳一虹身上的大件都是赵德发洗的。赵德发从这个过程中体味着做丈夫的感觉,也体味着关心他人的感觉。当一切杂事做完之后,赵德发就坐在电脑旁边,看着欧阳一虹写文章。欧阳一虹双手按着键盘,侧过脸去亲他一口,然后再写。写两行字,再亲他一口。
欧阳一虹都写得腰酸背痛了。她真正体会到了当记者的苦处。写完之后,她突然产生了一种懈怠情绪,她对赵德发说:“我真不想干了。”
赵德发说:“你要嫌太累,就不干吧。我每月给你一万块钱。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欧阳一虹说:“那我干什么?”
赵德发说:“什么也不用干,在家里读书学习。我要跟你结婚。”
欧阳一虹说:“我可没有让你跟我结婚。我没有伤害你老婆的意思。”
赵德发说:“不是你要伤害她,是她自己要伤害自己。我既然跟你同居了,就要对你负责。我也不希望你上班,当那个记者干什么?每月就那么两三千多元工资,我每月给你一万元还不够吗?再请个钟点工做饭,你可以好好学点东西。”
欧阳一虹说:“那我不成了寄生虫了吗?”
赵德发说:“寄生虫有什么不好?有多少人想成为寄生虫还不行呢。告诉你,每月一万元这个标准,可以在清华大学任意找一个女博士上床!”
67、赵德发说:“二奶总比大奶好
在工作的强大压力下,欧阳决定正式辞职。她说:“我不成二奶了嘛!”赵德发说:“二奶总比大奶好!”
欧阳一虹听得目瞪口呆。可以任意找一位女博士上床,这话是太猖狂了,太绝对了,太不好听了。但并非没有可能。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心中原有的道德尺度,学问家们天天都在说钱不是万能的,可钱天天都在充当万能的角色。钱偏偏喜欢跟做学问的人做对。
学问最终没能斗过钱,不少做学问的也拜倒在了钱的脚下。紧接着倒下的还有性。性这个东西,它不再神秘,甚至不再隐秘。性已经突破了最后一层道德底线,大家都洞若观火了。人们可以认为偷盗是不道德的,打人是不道德的,坑蒙拐骗是不道德的,却没人说跟人同居是不道德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爱情都不象当下这样扑朔迷离,爱情生活中极力盛行着霸权主义和拿来主义。在我们附近的每一个居民小区里,在那个居民小区大门内最显眼的地方,居委会都办着一板黑板报,上面写着很单独的一行字:“亲爱的居民,请你务必做好避孕措施!”仿佛一走进居民小区首先就要考虑到避孕,可以设想非婚姻的爱情是无处不在了。在这些避孕措施之中,有几个是合法的?满大街都是手挽手的男女,没有几对真正的夫妻。大都是假的,是野的。手拉着的都是别人家的人。这是欧阳一虹每天都要看到的一件事实。欧阳一虹早就从同行们的嘴中听说过,某某著名高校的高材生,一向对自己的男友守身如玉,却跟一位老板见面第一天就上了床,第二天早晨起来时,还不知道老板的真实姓名。身边只扔了五千块钱。而老板却四处炫耀,说他搞了某某大学的高材生。她还听说,某某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刚刚主持人两年时间就开上了奔驰,她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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