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部分(第2/4 页)

的将东三省和淞沪各地奉送于日本帝国主义……现更以和平谈判，实行出卖整个中国，促进各帝国主义迅速瓜分中国。对于全国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则尽其压迫之所能……他们不但不能而且早已不愿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民族革命战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

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坚决否认这项卖国协定，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

从国民党政府对日乞求和平、进行停战谈判开始，全国人民即一致反对。

特别是上海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在1个多月的时间内，与第19路军并肩作战。第19路军被迫撤退以后，他们仍然继续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的斗争。当停战协定草案在国联大会通过时，上海人民更是群情激愤。5月2日，上海各团体抗日联合会通电全国，坚决反对出卖上海的停战协定。上海各团体还紧急召开会议，发动罢工、罢课、罢市，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国民党政府撤兵。3日晨，上海抗日救国团体代表40余人，拥入郭泰祺住宅，痛殴经手谈判的郭泰祺，以为对外投降者的警告，并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了被捕代表。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全国舆论沸腾，纷纷谴责国民党政府。民众团体联合会通电坚决反对这项屈辱协定，称它“限制华军，破坏主权完整”，“局部停战，适中敌人诡计”，“屈辱妥协，丧失国际同情”，“对外屈辱，对内造成战祸”等等＇北平《实权日报》1932年5月6日。＇，甚至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也向汪精卫提出质疑，认为背后还有出卖主权的密约。

力主抗日的冯玉祥将军病卧徐州，当他得知蒋、汪政府已决定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停战协定后，认为这是丧权辱国，“丧权辱国之事我必反对！坚决的反对！即或病愈，亦不到南京去！”＇《冯玉洋日记》1932年3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5月6日，国民党粤方中委萧佛成、李宗仁、陈济棠反对《上海停战协定》，通电反对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批评《协定》：“胜利属于日方。”＇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5月21日，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上海停战协定》未送立法院审议即擅行签订，要求国民党中央监委弹劾行政院长江精卫。

对于上海停战协定，蒋介石在5月7日发表的《为淞沪停战撤兵协定签字告全国将士电》中竟宣称：“此次协定成立，实依照国联之决议，关于协定内容，我方所始终坚持者，为限于日军撤退，不得附带政治性质之条件，此点已完全办到。”对于日本侵占东北、制造伪“满洲国”这一极其严峻的问题的解决，则谓：“惟中日之根本问题全在东北土地之得失与主权之存亡，故我政府仍本向来一贯之方针，以交涉与抵抗并行，期得最后之解决”。＇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45页。＇

汪精卫也大谈什么上海停战是“平等的停战”，“毫无对日屈辱之意”，是“外交的胜利”。5月9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五九”国耻纪念会上辩解说：“此次协定完全为停战撤兵，无政治性质，东北问题并不因此而停止交涉”。“今后吾人对外交仍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态度，决不屈服。”＇《国闻周报》第9卷第19期，1932年5月16日。＇

这样，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方针所造成的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被汪精卫美化为对日外交成功的样板。对此，上海各团体联合会于24日通电指出：“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韪，居之不疑。”对其“即加卖国之名，岂得为过。”＇《申报》1932年5月25日。＇向汪精卫发出了警告。

《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使中国人民又蒙受了新的耻辱。而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却于5月21日亲自兼任豫鄂皖3省剿共总司令，准备纠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4次军事“围剿”。对“违令”抗日的第19路军，蒋介石先加以“整肃”，然后实行肢解，令其所部3个师分别调往武汉、南昌和安徽。但第19路军官兵在各方的支持下，据理力争，没有服从分割肢解的命令，蒋介石不得已才改命该军调往福建“剿共”。对参加淞沪抗战的第5军，蒋介石也于5月7日下令复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