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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不想出国?出去喝口洋水,回来找事也容易点。我们班上的,全在办。我当然也想出去看看。小沈有时真固执,希望你多劝劝她。”
如真怕晓彤回来,连忙说:“要不你们先订个婚,也好让她安心。你看她最近瘦的!还不是担心……”
这是如真最后一次在台湾见到汪疆。那次谈话之后,第二年,如真办成出国,走前约晓彤出来吃饭。她的神色十分忧郁,如真反而不敢问她有关汪疆的事了。临分手,如真再三嘱咐:“你答应我,我们不要失去联络。我是个喜欢写信的人,我的信,你一定要回,你答应我?”见她踌躇,她叮嘱了一句:“这点交情,还是有的吧?”
晓彤终于点了头,如真才放心。她知道她的为人,别的事说不准,但她是绝对守信的。不守信的倒是她。出国后,她一头撞进接二连三的厄运,先是带在身上的现钞被偷,令她不得不求救于就读学校的外国学生顾问处为她介绍工作。住进比佛利区一个巨富家为女佣换取食宿。几个月下来,终于受不了男主人的百般调戏(那时候可没有性骚扰这名称,更没有人会想到去控诉),找到学校一个最廉价的女生宿舍,同时做两份工作,打字员及女侍,才能维持她的生活。她每天奔走于教室、图书馆、保险公司、餐馆之间。回到宿舍时,必是午夜。一到周末,不是赶报告,就是补睡眠。家信总是几个月才写一封,当然不会给朋友写信了。
大概一年之后吧,沈晓彤来了一封短简:“你一直没有消息,我想必是忙。这就是我不想也不敢出国的原因。我是天生懒骨头,多做不如少做,少做不如不做,去到那种整天要打拼的地方,保证三天就会翘辫子的。我可是不想死哦!在这里,我活得还自在,虽然生活有点改变,我结婚了。丈夫是我同事。他是个小主管,最近被派到台南,所以,我终于离开了从一岁起就没有离开过的台北。走时的确有点舍不得。好多难忘的记忆哦!不过台南也不错,安静点,朴素点,都是我需要的。我很好,如真,不要挂念我。希望你一切都满意,不的话,你也会克服的,我知道你。有空请给我来信。吴沈晓彤。”
如真读完信之后,难过了好几天,反反复复在心里咒骂汪疆。但她再见到汪疆时,又是好几年以后的事了。
四
果然是好茶。碧清的。喝下去满嘴清香。“嗯,真是好茶,好久没喝这么好的茶了。”如真说:“你也赶快坐下,真把你忙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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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有时立言系里几个教授什么餐馆都不要去,就非得我下厨给他们做,要求还高得很呢,要纯中国式的,四冷盘,四热炒,菜还要一道道上,上菜之间还得陪他们喝酒。别的不喝,非茅台不可。一顿饭吃三四个小时。那还罢了,还得做善后工作,立言是完全不帮忙的。我一个人总要忙到早上两三点才能睡。”她喝了几口茶润喉,“和那种请客比,这种小聚,对我讲来,是身心的享受。”
“我可以做证,是这样的。”尚必宏说,“我有幸参加过一两次这样的宴会。次英这点没话讲,黄立言是福人。”
“哼,你去告诉他!”她随即专对如真说:“他认为我是世界上最不讲道理、最会同人家起冲突的女子,这次我同汪疆闹纠纷,立言是从头到尾都编派我的不是。而且,保持他一贯的凡事决不卷入的作风,决不援助。幸亏有尚教授这样侠义的人,对我的事打抱不平,拔刀相助。”她再转向尚必宏,说:“汪疆那个王八蛋,知道那封联名信是你发起的,就炸了!对他那个同党老汪说:‘等着吧,他手上可有不少对你不利的资料,你敢为我出面,他可要手下不留情了!’”
尚必宏已经听得坐不住了,站起身在室内来回走,喃喃地说:“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话?他会有我什么资料?!”
如真,半是好奇,半是为了松懈一下室内的气氛,打岔说:“汪疆是你的同事吗?我在台大就认识他了。他是法学院的啊,怎么在东亚系教书呢?”
“你认识他?你同他熟吗?”次英问,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熟,也不熟。沈晓彤那封信上一个字都没提到他。虽然如真一直想知道一些他们分手的内情,但多年来都无从打听到。后来,她自己结了婚,做了母亲,跟着她丈夫职业的转换,跑了不少码头,后来落脚在纽约市。许多年来都在没什么中国人的小城,忽然到了一个又有中国城,又有不少中国团体活动的地方,简直是喜出望外。住定之后,踊跃地参加各种中国人的社团。她就是在一个台大校友会的同乐晚会上,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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