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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总长，时年才三十挂边。顾维钧时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为袁之心腹，才二十五岁。我曾以此事面询顾氏，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绍人，顾公微笑不答，但也没有否认，只说袁做皇帝时，他已在华盛顿做驻美公使了，未用过‘洪宪’年号呢。

哥大校长巴特勒（　Nicholas　M。　Butler　）那时是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根据哥大所存该基金会的史料，中国政府所想聘请的顾问，要是个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这一点却把我的老友、卫立煌将军的东床快婿，和研究古德诺问题最深入的专家郅玉汝教授弄糊涂掉了。在郅兄看来，要研究制宪，就应向实行宪政最成功的英美学习嘛。为什么向把宪政弄得乱七八糟的法国学习呢？回答这个古怪的问题，所牵涉到的就不是‘政治学’，而是实际的‘政治斗争’了。

不学美国。改学法国

笔者在前章里就曾提过，辛亥前后革命党人所追求的原是个‘美国模式’的总统制嘛。但是在孙、袁交递时，革命党人（尤其是宋教仁）为怕新总统袁世凯弄权，在‘临时约法’里，乃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那时实行内阁制最先进的两个国家，就只有英法两国了。但是英国所搞的是‘君主立宪’；法国所搞的则是‘共和立宪’。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原是戊戌变法时，保皇党康、梁所借用的蓝本，不应再用。则革命党人今日所要学习的就只有个法国式的‘共和立宪’了，所以那时中国政府所要聘请的是一位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了。【参见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八次学术讨论会纪录抽印本，郅玉汝先生主讲‘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民国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二十七日，于台北国父纪念馆，页一二八。】

再者，那时能向国外聘请宪法专家的权在总统府的‘法制局’，而不在‘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先采用总统制，后改内阁制的‘民元约法’，原是宋教仁于一夜之间草拟出来的。宋又是第一任法制局的局长，后虽升任农林总长，他和法制局，乃至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关系，仍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在二次革命前的孙、袁蜜月期，袁在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在实际政务上采取的是低姿态，雇一员外国专家的小事，不在他的伤脑筋之列。所以才有‘自美国大学教员中延聘其精通宪政法例，并专熟法兰西共和宪法者一员，充任政府法律顾问，并襄办宪法编定事宜’的安排【见同上影印合约原件】。

不幸古顾问应聘还未到职，宋氏已遇剌而含恨九泉矣。可是这种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则非来自象牙之塔里的美国书呆子古德诺，所能深入掌握的了。

古德诺其人其事

古德诺出生于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年五十四岁，这时在哥大教书已整整的教了三十年。在象牙之塔内，目不窥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案前书（那时的哥大校园还是纽约郊区，晨边高地，森林茂密，狐鹿成群，是个静修治学的圣地，与今日的嘈杂，迥若霄壤。），古某是个不折不扣的满腹诗书、胸无城府的夫子，拿了两万五千银元（无税的年薪），当时的美金一万三千六百元，其购买力约合今日三十万美元有奇，加上高车驷马，婢仆保镳，真是飞向枝头作凤凰，文章有价。他自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若论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历史家秉笔书之，都可说是第一流的。

古德诺与中国政府签订的是三年合约。但是他实际在华服务，却分成两段。古氏夫妇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达北京，晋见袁总统。然古氏在华全时服务未及一年，便双喜临门。美国的约翰霍浦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竟寄来聘书，聘为校长。经商请北京同意，古氏乃于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新职。其在华顾问事务，则由卡氏基金会委人代理，仍由古氏遥领之。因此在一九一五年夏季，乘暑假之便，古氏于七月中二度莅华，为时六周。因此古氏在华全时服务，不过一年半载。不幸的是，这一年半载，却是中国试行共和政体的关键时刻。以古某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他底片言只字，对中国政治所发生的影窨，都是无法估计的了。

总统制的辩护士

上节已言之，古氏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达北京时，正值宋教仁被刺（三月二十日），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三月二十五日），紧锣密鼓，督促三省都督起兵讨袁；袁亦调大兵南下，志在削藩，南北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更不幸的是，古德诺正是生长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拜拜’。很自然的将美作华，他就站在北方林肯总统的一边，而视南方所发动的二次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