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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礼如仪。蒋经国这一种少年气盛的态度,简直目中无人,和当年袁世凯大儿子袁克定的骄傲,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据说当年袁克定去某地阅兵时,阅兵典礼处只派一名军官来迎接,袁克定以为大不恭,即掉头而返,连阅兵典礼也不参加了。
蒋经国这一天气得我发昏至第十三章,回家后倒床即睡,连午饭也未吃。我们报告书上,明明说是香港各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我为使者应照实报告,总不能‘报喜不报忧’吧?”'6'
大陆之败,蒋先生认为政治工作不如“中共”,恢复政工在军队中的地位,被认为是对抗敌人的一道灵符,所以,谁反对党进入军队,谁就是“反动的子”、“中共同路人”,这原是最简单的两分法,是国民党人的思想原型(Prototype)。
雷震反对军队党化,反对青年救国团,反对特务统治,严格地说,基于良知信念的成分,远超过个人的好恶,《自由中国》的宗旨第一条,就说得明明白白:“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第四条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7'
不过国民党内的保守派,他们虽同意《自由中国》这些宗旨,作为橱饰,作为光耀夺目的霓虹灯,而不愿意表里一致。因为“台湾现政权的本质,只是中国大陆旧政权的延续。”'8'舵手的人格和国民党的性格,受环境改变的驱策,有所修改调整,其态度和政治倾向,依然故我。
过完短暂的蜜月期,《自由中国》变成当权派的眼中钉,为了《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文(第四卷十一期,一九五一年六月),彭孟缉向蒋先生哭诉,指责该文“破坏了台湾的金融管制。”遭彭的特务报复不算,险些捉进宫里。
在《祝寿专号》以前,经国按兵不动。合理的研判,雷震虽然讨厌,不合当局的口味,揭发李基光等敲诈勒索,毕竟无伤大雅,箭头射到蒋先生头上,近乎胆大包天。于是,以周国光名义(台湾的梁效),发出特字第九十九号的“特种指示”,实施反击行动。
《祝寿专号》,本响应蒋的号召,“婉谢祝寿,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自由中国》在歌颂之余,说几句真话,并无损于蒋的威望和权力。胡适那篇《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奉劝他老人家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更谈不上对蒋先生有何不敬。
然而,经国慌了,蒋先生既是神,神怎么会能受凡人批评呢?
盖着极机密印记的特种指示,共列九条,大意是:
(1)《自由中国》企图不良,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有不当的政治野心。
(2)明确它是思想上的敌人。
(3)《自由中国》的言论,与吴国祯的“滥调”,如出一辙,是中共的“统战阴谋”。
(4)记住大陆失败的历史教训,对于“敌人的思想,思想的敌人”,势不两立。
(5)要求党内和军中刊物,针锋相对,予以驳斥批判。
(6)动员力量,策动反击,以口头宣传,耳语运动,读者投书等方式,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极恶劣的印象,由不相信他们的滥调,进而反对他们的滥调。”
(7)暂时不攻击刊物及个人,只攻击“毒素思想”。'9'
一九五七年一月,长达六十一页的《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在军中发行。
细读全文,除了被国民党奉为暮鼓晨钟的陈腔滥调,了无新意。其观点的幼稚,逻辑引证的牵强,一眼可以认定,是王升之流的手笔。何以国民党人如此惊惶失措?其道理相当明显。《自由中国》的言论,象把利刃,直穿心脏。经国一向扮演孝子忠臣的双重角色,“英明领袖”、“人类救星”的神化形象,岂容雷震等人任意破坏。在经国看来,这是“勤王”“卫道”之战,“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文章霸气十足,强调国共斗争是“思想对思想的战争”,但又把人的大脑禁锢为一种固定的程式,信共产主义当然不许.个人自由民主不许,违背领袖的意旨
不许,也就是说,任何人的思维活动,仅限于钦定的范围。
官方定下十项准则,'10'细看内容,拉杂零乱,大都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十条框框。实行起来,除了忠贞的党员,任何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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