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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九日，“接见黄少谷，决将中央党部先行迁粤，就现况加以整顿，再图根本改革。”

一月三十一日，“林蔚文（国防部次长）先生自南京来溪口。”

二月七日，“李弥将军来寓，父亲约彼餐叙。李报告陈官庄突围经过及其沿途情形。”

二月十七日，阎百川（锡山）到溪口，张道藩、谷正纲同时驾到。

三月三日，张治中访蒋。

三月十九日，汤恩伯到溪口，约见万耀煌商讨中央训练机构的地点和办法。

三月二十四日，陈诚自台湾赴溪口。

四月十日，周至柔总司令、胡宗南长官到奉化。

四月十二日，居觉生（正）、陈启天访问溪口。

从上列紧凑的活动看，蒋先生算是世界上最忙的闲人。李宗仁取得头衔，但无实权。他下令释放张学良，就没有人理睬。行政院长孙科，为了报竞选败北的一箭之仇，行政院拒绝自粤迁宁，公开闹府院分裂。

当初桂系，拉蒋下马，欢喜一阵，他们就没有想到，蒋先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包括华盛顿在内，都扑了一个空。

到这样危难的时候，蒋先生才真正知道，那些门生宠臣，并不可靠，只有自己的儿子，可推心置腹，经国的手杖作用，愈益明显。他虽被认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并未去就任，终一九四九年，那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随侍蒋先生，形影不离。

于是，到溪口去的党政显要，毋论送往迎来，联络派遣，几乎全由他包办，重大使命，更非他莫属。二月初，奉命转运中央银行储存之黄金白银五十万盎斯前往台湾、厦门，既要机密，防止南京的阻挡，又要说服主管财经金融当局，使其合作。蒋先生此举，从历史的观点看，防止“资匪”。政治的意义上，未尝不是拖李宗仁的后台，从经济上，采釜底抽薪的手段。

除了秘密抢运黄金，定海机场的建筑，同由经国暗中进行。他说：

“记得父亲引退之后，交我办理的第一件事情，是希望空军总部，迅把定海机场建筑起来。那时，我们不大明白父亲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亲对这件事显得非常关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问问，机场的工程已完成到何种程度。后来催得更紧，几乎三天一催，两天一催，直到机场全部竣工为止。到了淞沪弃守，才知道汤恩伯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基地起飞的空军掩护，才能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12＇

足证蒋先生对时局的看法，比较现实和深远。意识到渡江只是时间问题，发表陈诚为台湾省主席，他心中已有了退路。

何（应钦）内阁于三月二十三日登场，人事纷争，稍有头绪。一面备战，一面和谈。南京派出张治中为首的和平的表团，北上议和，南京的腹案，原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希望隔江而治。

毛泽东陈兵江左的，是百万雄师，他誓言非“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可。

四月初，溪口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长江的防务上，蒋先生比谁都清楚，能战始能言和。而南京的和平攻势，未尝没有备战言和的意思。

七日清晨，下榻丰镐房的经国，收到嘉兴、上海同时发出的急电两封。字数寥寥“……贾亦斌昨晚叛变，总队长黎天铎等下落不明……。”

自戡建小组组长朱特立于前年八月在武汉“失踪”，这是半年来的第二宗众叛亲离，经国的感受，任何人凭想象，可以作出自己的结论。七日那天的日记，只字不提，只说了些和战方面的大事。蔡省三说：经国“曾痛哭流涕的向乃父作检讨”，报告有之，“痛哭流涕”未必，我们只好当“据说”，姑妄听之。

为了便于读者一窥全貌，预干总队兵变，宜详作交待。

贾亦斌行伍出身，后考进陆军大学。一九四六年夏，由彭位仁推荐，受经国赏识，由青年军复员管理处组长，而国防部预干局副局长，而代理局长。

济南失陷后，国防部预备在长江以南，组织新军。时任次长的林蔚，问计于贾，贾说，干部可出自青年军预备干部，“至少一万人是不成问题”，这就是预干总队的由来。

一九四九年二月，总队调到嘉兴，贾自兼总队长，任命黎天铎、林勉新为少将副总队长，人员四千，设四个大队。

贾事后承认，“多数人认为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各人要自谋出路”，“因此，我对国民党绝望，决心投向共产党”。前年十月，和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在南京中山陵取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