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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个主题的敏感性。太子的事，朝野人士，都不想沾边，甚至此地的基金会，亦退避三舍。

一九七二年，修完应读的课程，下一阶段，考资格试，撰写论文。我写了一个详细计划送进新泽西的“中国国际基金会”（Chin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申请补助。找到这个基金会的原因，我和他们过去有过渊源，一九六九年去印尼，即由该会支援。业师林迈可爵士（Lord　Michael　Lindsay）热心推荐，周书楷大使从旁赞助。基金会董事长菲利普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长），亦表同情，但董事会集会讨论时，被其中的中国籍董事所否决了，理由非常可笑，不愿开罪台湾当局。

基金会的经济来源落空，安心写论文的计划为事实所不许，加上找一份育人子弟的工作，镜花水月。我改业从商，学位一事，转瞬间变得毫无意义，连带论文也搁浅了。

四

不写论文，朋友劝我，何如写传？断断续续，完成四章，通过朋友介绍，交香港《南北极》月刊连载。

文章一上场，弄得欲罢不能。只能边写边刊，边到图书馆补充资料。严格说，这是港、台很多作家写小说的办法，有率尔操觚之嫌。

先后刊了两年，读者反应，据说“不错”。我自己则很不满意，有些地方资料不够充实，有些章节有贫弱之感，有些当时认为对的观点，事后感到不够成熟，还有时地的错误，留待修正。《南北极》编者答应，出单行本时，再予纠正。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蒋先生在台去世。《南北极》抓紧时机立即将该书推出，书已上市，我这位作者，居然一无所知。去函抗议，复函仅说“时间来不及”，又说“即使我不印，人家也会盗印。”

其后，盗印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盗印专家”，完全失去控制的我，究竟出了几版？卖了多少本？完全一无所知。

现距该书初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