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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无取焉。

△《隋书》·八十五卷（内府刊本）

唐魏徵等奉敕撰。贞观三年，诏徵等修隋史。十年成纪传五十五卷。十五年又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显庆元年，长孙无忌上进。据刘知几《史通》所载，撰《纪传》者为颜师古、孔颖达。（案：《集古录》据《颖达墓碑》，谓碑称与魏郑公同修《隋书》，而传不著。盖但据《旧唐书》言之，未考知几书也。）撰《志》者为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案：宋刻《隋书》之后有天圣中校正旧跋，称同修《纪传》者尚有许敬宗，同修《志》者尚有敬播。至每卷分题，旧本十《志》内惟《经籍志》题侍中郑国公魏徵撰。

《五行志序》或云褚遂良作。《纪传》亦有题太子少师许敬宗撰者。今从众本所载，《纪传》题以徵、《志》题以无忌云云。是此书每卷所题撰人姓名。在宋代已不能画一。至天圣中重刊，始定以领修者为主，分题徵及无忌也。其《纪传》不出一手，间有异同。如《文帝本纪》云“善相者赵昭”，而《艺术传》则作“来和”。又《本纪》云“以贺若弼为楚州总管”，而弼本传则作“吴州”。盖卷帙浩繁，牴牾在所不免。至顾炎武《日知录》所摘《突厥传》中上言沙钵略可汗击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闾以隋所赐旗鼓西征阿波，敌人以为隋兵所助，多来降附，遂生擒阿波一条，则疑上文本言击阿波破之，传写误衍一“擒”字。炎武以为一事重书，似未必然也。其十《志》最为后人所推，而或疑其失於限断。考《史通·古今正史篇》，称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仍以秘书监魏徵总知其务。始以贞观三年创造，至十八年方就。合为五代纪传，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书成，下於史阁，惟有十《志》，断为三十卷。寻拟续奏，未有其文。太宗崩后，刊勒始成其篇第，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云云。是当时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本连为一书，十《志》即为五史而作，故亦通括五代。其编入《隋书》，特以隋於五史居末，非专属隋也。后人五史各行，十《志》遂专称《隋志》，实非其旧。乃议其兼载前代，是全不核始末矣。惟其时《晋书》已成，而《律历志》所载《备数》、《和声》、《审度》、《嘉量》、《衡权》五篇，《天文志》所载《地中》、《晷影》、《漏刻》、《经星》、《中宫二十八舍》、《十煇》诸篇，皆上溯魏、晋，与《晋志》复出，殊非史体。且同出李淳风一人之手，亦不应自剿己说。殆以《晋书》不在五史之数，故不相避欤。《五行志》体例与《律历》、《天文》二志颇殊，不类淳风手作。疑宋时旧本题褚遂良撰者，未必无所受之。《地理志》详载山川，以定疆域。《百官志》辨明品秩，以别差等。能补萧子显、魏收所未备。

惟《经籍志》编次无法，述经学源流，每多舛误。如以《尚书二十八篇》为伏生口传，而不知伏生自有《书》教齐、鲁间。以《诗序》为卫宏所润益，而不知传自毛亨。以《小戴礼记》有《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为马融所增益，而不知刘向《别录礼记》已载此三篇。在十《志》中为最下。然后汉以后之艺文，惟藉是以考见源流，辨别真伪，亦不以小疵为病矣。

卷四十六　史部二

○正史类二

△《南史》·八十卷（内府刊本）

唐李延寿撰。延寿事迹附载《新唐书·令狐德棻传》。延寿承其父大师之志，为《北史》、《南史》。而《南史》先成，就正於令狐德棻，其乖失者尝为改定。

宋人称延寿之书删烦补阙，为近世佳史。顾炎武《日知录》又摘其《李安民》诸传一事两见，为纪载之疏。以今考之，《本纪》删其连缀诸臣事迹，《列传》则多删词赋，意存简要，殊胜本书。然宋、齐、梁、陈四朝九锡之文、符命之说、告天之词，皆沿袭虚言，无关实证，而备书简牍，陈陈相因，是芟削未尽也。且合累朝之书，勒为通史，发凡起例，宜归画一。今延寿於《循吏》、《儒林》、《隐逸传》既递载四朝人物。而《文学》一传，乃因《宋书》不立此目，遂始於齐之邱灵鞠。岂宋无文学乎？《孝义传》搜缀湮落，以备阙文，而萧矫妻羊氏、卫敬瑜妻王氏先后互载，男女无别。将谓史不当有《列女传》乎？况《北史》谓《周书》无《文苑传》，遂取《列传》中之《庾信》、《王褒》入於《文苑》。

则宋之谢灵运、颜延之、何承天、裴松之诸人何难移冠《文苑》之前？《北史》谓魏、隋有《列女传》，齐、周并无此篇，今又得赵氏、陈氏附备《列女》。则宛陵女子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