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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康熙三十八年奉敕撰。初，胡安国作《春秋传》，张栻已颇有异议。朱子编《南轩集》，存而不删，盖亦以栻说为然。至元延祐中复科举法，始以安国之《传》悬为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吴澄作俞皋《春秋集传序》，称兼列胡氏以从时尚。明冯梦龙作《春秋大全凡例》，称“诸儒议论尽有胜胡《传》者，然业以胡《传》为宗，自难并收以乱耳目”，岂非限於科律，明知其误而从之欤？

钦惟圣祖仁皇帝道契天经，心符圣义，於尼山笔削，洞鉴精微。虽俯念士子久诵胡《传》，难以骤更，仍缀於三《传》之末，而指授儒臣详为考证。凡其中有乖《经》义者，一一驳正，多所刊除。至於先儒旧说，世以不合胡《传》摈弃弗习者，亦一一采录表章，阐明古学。盖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故能荡湔门户，辨别是非，挽数百年积重之势而反之於正也。自时厥后，能不为胡《传》所锢者，如徐庭垣之《春秋管窥》、焦袁熹之《春秋阙如编》，响然并作，不可殚数。衮钺之义，遂皦若三光。维风维草之效，诚有自来矣。臣等缮校之馀，为《春秋》幸，并为天下万世读《春秋》者幸也。

△《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乾隆二十三年奉敕撰。以十二公为十二卷，庄公、僖公、襄公篇页稍繁，各析一子卷，实十五卷。大旨在发明尼山本义而铲除种种迂曲之说，故赐名曰《直解》，冠以御制序文，揭胡安国《传》之傅会臆断，以明诰天下，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宗旨同符。考班彪之论《春秋》曰：“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

王充之论《春秋》曰：“公羊、穀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苏轼之论《春秋》曰：”

《春秋》，儒者本务。然此书有妙用，儒者罕能领会，多求之绳约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细缴绕，竟亦何用？”朱子之论《春秋》亦曰：“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又曰：“《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纪事，安有许多义例？”然则圣《经》之法戒，本共闻共见；圣人之劝惩，亦易知易从。自啖助、赵匡倡为废《传》解《经》之说，使人人各以臆见私相揣度，务为新奇以相胜，而《春秋》以荒。自孙复倡为有贬无褒之说，说《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贬，求其所以贬而不得，则锻炼周内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俞汝言《春秋平义序》谓传经之失不在於浅而在於深，《春秋》尤甚。可谓片言居要矣。是编恭承训示，务斟酌情理之平，以求圣《经》之微意。凡诸家所说穿凿破碎者悉斥不采，而笔削大义愈以炳然。学者恭读御纂《春秋传说汇纂》以辨订其是非，复恭读是编以融会其精要，《春秋》之学已更无馀蕴矣。

△《左传杜解补正》·三卷（通行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一名绛，字宁人，昆山人。博极群书，精於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李光地尝为作《小传》，今载《榕村集》中。是书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阙失，贾逵、服虔之《注》、乐逊之《春秋序义》今又不传，於是博稽载籍，作为此书。至邵宝《左觿》等书，苟有合者，亦皆采辑。若“室如悬罄”，取诸《国语》。“肉谓之羹”，取诸《尔雅》。车之有辅，取诸《吕览》。田禄其子，取诸《楚辞》。千亩原之在晋州，取诸郑康成。祏为庙主，取诸《说文》。石四为鼓，取诸王肃《家语注》。祝其之为莱芜，取诸《水经注》。

凡此之类，皆有根据。其他推求文义，研究诂训，亦多得《左氏》之意。昔隋刘炫作《杜解规过》，其书不传，惟散见孔颖达《正义》中。然孔《疏》之例，务主一家，故凡炫所规，皆遭排斥。一字一句，无不刘曲而杜直，未协至公。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弥缝其阙失，可谓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矣。近时惠栋作《左传补注》，纠正此书“尨凉”一条、“大司马固”一条、“文马百驷”一条、“使封人虑事”一条、“遇《艮》之八”一条、“豆区釜锺”一条。然其中文马之说，究以炎武为是。栋又摘其引古《春秋》左氏说但举《汉书·五行志》之名，又摘其“礼为邻国阙”一条用服虔之说而不著所自。案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