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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就是楚穆王的儿子楚庄王侣。

楚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还下令全国，不准入谏，入谏死，有点伐罗时莫敖屈瑕的作风，这作为国君来讲是反常的。历史没有给出原因。不过，三年不理政，淫佚享乐，而不失国，反过来说明了问题。因为，这要是在诸夏，早已是君不君，要么被国人推翻，要么被权臣废黜，要么被圣人诛伐。总之一种非常危险的事情。可是楚国却很平安，事实上在楚国春秋乃至战国大部分时间里，楚的大臣们都是能守本分的，很少大臣么叛弑君的情况，也很少如诸夏“政出私门”、“政由大夫”、“陪臣执国命”的情况。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现象，楚的疆域远比华夏诸侯大，国家治理的困难性也很大，为何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呢？或许与楚的兵赋制度、与卿大夫任命制度有关。楚国的令尹、大夫等有采邑，也有私兵，可能规模不大，楚王对军队有绝对的控制权。如城濮之战时，子玉手下兵，是由成王亲自调派的，一是东宫甲士，一是西广的士卒，一是若敖之六卒，而且，其中一部兵还是申、息两县征发来的。这与诸夏，卿大夫征发自个采邑的兵赋随同国君出征的情形不同。在此不详析。

楚庄王，成天沉沦，最后，伍举（即前面聘鲁的椒举，伍子胥的祖父）忍不住了，甘冒禁令入谏。不过，他应当吸取了以前强谏大臣的教训，他用隐语入谏。太史公对入谏的场面描述得非常细致。当时的楚庄王，是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当然是其乐融融了，好一幅庄王享美图。伍举见此，沉住气，打隐语地问：“有鸟在于阜，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一听，知道是来进谏的，不过，那时他已有振作的想法了，他回答道：“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并明示伍举：“举退矣，吾知之矣。”严肃地向伍举作了承诺，也没有怪罪伍举。但是，后来楚庄王的表现，依然反常，几个月内，*更甚。这时，伍举心里有数，也就不再入谏了，可是大夫苏从却忍不住了，这次，他有心理准备，冒着被处死的危险，“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楚庄王这下听了，马上罢除了淫乐，即时听政，一下子杀了数百人，一下子任了数百人，并同时任伍举、苏从为政。我们要问，为何楚庄王能如此迅速的任命和惩罚这么多的人。而这些人的任命和征罚，肯定不局限于朝廷，还应有地方各级官吏。这只能说明，他平时一直在注意着，观察着，审视着，明辩着。并不是一味淫乐，三年的沉默，让他静观国中众人。孰忠孰奸，孰贤孰不肖，他了然于胸。应当理解为，是他的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如果是这样，那么，他用三年时间来实习，淫乐是他的一种伪装，因为，在这种君不君的情况下，小人更容易表现丑恶出来。或许也说明，楚穆王晚年，内政有些坏败，群小充斥，庄王即位，或许还不壮，权位尚不稳固，小人在朝，盘枝错节，让他无法马上施展雄心壮志。因而，必须要用一段较长的时间来观察，来暗中陪置轻信。因为按惯常的政治生态，如果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一下子罢黜这么多的大小官吏，是会引发政治事变的。可是，楚庄王，却很成功，自上而上，导演了这场政治事变。只能说明，他的准备是充分的，而且也是胸有成竹的。也可算是忍人了。不过，这一史实，《左传》、《国语》均不载，不知太史公何所据。

不平常的作为，必有不平常的动因，更会有不平常的业绩。汉贾谊记述此事：“昔楚庄王即位，自静三年，以讲得失。乃退僻邪而进忠正，能者任事，而后在高位。内领国政治，而外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遗，国无狱讼。”（《新书·先醒》）

庄王清理楚国沉疴后，就要继续实施先王们的北进战略了。第一站，就是伐庸，且听下节解说。　。。

二、问鼎周郊（2…2…1）

二、问鼎周郊（2…2…1）

楚庄王三年（…611），国君虽然振作了，可是天公却不作美，楚国遇上罕见的天灾，导致楚国闹大饥荒，看到有机有乘，楚国周边的蛮夷就来侵伐了，先是山夷，侵扰楚的西南，到达阜山（楚邑，今湖北房县南），当楚师去抵御时，山夷又转到东南，到达阳丘（楚邑，不详今所在。），侵訾枝（楚邑，不详今所在），楚当然也是跟着去抵御了。看到楚师前来，山夷最后是逃遁了。

紧接着，庸人帅群蛮叛楚，麇人也来凑热闹，率百濮（今湖北石首县）聚于选（今湖北枝江县境），准备伐楚，这下，楚有些惊谎了，集中力量应对蛮夷威胁，北部边疆，申、息两地的北门都不打开，以防北方诸侯的入侵。这时，一些大臣就谋划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