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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强调“诗底主要质素”是“平民性”，“诗的效用”是能够使“多数人向善”。对这种诗歌观，周作人不能认同。他在2月26日出版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诗的效用》一文，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诗歌观。他指出，诗歌是要“个人将所感受的表现出来”，就达到了目的，就“有了他的效用”，“倘若舍己从人，去求大多数的了解”，就“不是他真的自己的表现了”。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周作人还觉得意犹未尽，于3月27日他又给俞平伯写信，循循善诱地告诫俞平伯说：“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年轻而思想激进的俞平伯接受了他的观点。两年后，俞平伯发表《西湖的六月十八夜》，这篇写得空灵超脱、虚无缥缈的散文，很得周作人的喜欢。他将这篇文章选入国文课教材，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对年轻的讲师俞平伯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1924年孙伏园邀请了鲁迅、周作人等十六位志同道合的撰稿人创办了《语丝》周刊。同年底，俞平伯加入“语丝社”，开始在《语丝》上发表作品。1926年后周作人接替孙伏园编辑《语丝》。俞平伯更是如鱼得水，相继在《语丝》上发表了十几篇作品。特别是在“语丝社”每月的*中，他与周作人经常见面，彼此的思想感情更加接近。

大革命失败以后，周作人“闭户读书”，很少与外界联系，但与俞平伯、废名等得意的弟子，却交往很密切。他们不仅经常会面闲聊，还时常有书信往来。俞平伯曾将周作人自1924年到1932年写给他的190余封信，装裱成三册《春在堂所藏苦雨斋尺牍》。每六七十封信函，装裱成一册，用木板加封，还附有周作人写的跋。

“七七”事变后，周作人附逆，俞平伯却躲在书斋里，没有跟随他的老师随俗浮沉。不过在抗战胜利后，俞平伯却为当年自己没有劝谏老师而感到歉疚和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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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争辩到共鸣：周作人与梁实秋

周作人与梁实秋是在一次文艺论争中开始交往的。

五四运动爆发时，正在清华学校读书的梁实秋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下，和一些激进的同学一样，强烈的希望参与社会活动。他选择了文学批评，以青年人特有的激情，“和人辩驳问难”。而他的论争对手中，就有周作人。周作人认为诗歌“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梁实秋不以为然，在1922年5月27日至29日，连续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多篇文章反驳。

周作人怒而反击。他针对梁实秋提出了“美即是真，真即是善”的文艺观点，在6月2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丑的字句”》一文，对梁实秋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两人你来我往，互不让步，又相继发表了几篇文章互相辩难。

四个月后，冷静下来的梁实秋作为清华文学社的学生代表，到八道湾来请周作人给他们讲课。周作人并没有计较刚刚发生过的那场争论，一口答应下来。1923年3月3日周作人来到清华园，给文学社的同学们讲了《日本的小诗》这个专题。周作人讲课声音不大，几乎是照本宣科，但是梁实秋和他的同学们仍然怀着敬佩的心情认真听课，仔细地做笔记，对他非常尊敬。

后来，梁实秋撰文对五四浪漫主义大张挞伐，周作人则很折服，引起了思想上的共鸣，从此也冰释了前嫌。

梁实秋从美国留学归来后，文艺观点有了较大的转变，对于周作人的文艺观不仅能够接受，而且几乎是殊途同归了。梁实秋主编《自由评论》时，周作人被邀请为重要撰稿人，先后发表了《谈策论》、《文学的未来》、《谈日本文化书（致梁实秋）》等文章。1934年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教，成为周作人的同事时，彼此的关系异乎寻常地密切起来。他经常到周作人家造访，相互间也常有书信往来。抗战爆发后，梁实秋到《中央日报》主编副刊，离开北京，从此他们就失去了联系。

到20世纪60年代，周作人给香港朋友写信时提到梁实秋和林语堂，说“林语堂与梁实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盖才子到老辄有倚老卖老之病，亦即是才尽也。”而梁实秋得知周作人逝世的消息后，写了篇《忆岂明老人》。在文中对周作人的评价也是一分为二的：“他一生淡泊，晚节不终，实在是至堪痛惜而无可原谅之事。但是除此一点之外，他的学养的风度仍令人怀思而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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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逢一笑泯恩仇”：梁漱溟与冯友兰

梁漱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