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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看咱们三坑一百多号人当中就再也挑不出第二个来。当领导的首先就应该懂得爱护他才是。”马常福本就是个井下工出身，最能体谅井下工人的难处。另外，他还对矿里某些人的做法颇有意见。头两个月，矿里一些干部们出去买矿，买回几百吨矿石，化验品位都在二十克以上。全部混在三坑的自产矿一块选。结果后来一算帐，三坑的供矿品位竟然是负二克多。全坑取消了三个月的奖金。有人背地里编了一套顺口溜：“马常福改革迈大步，供矿品位出负数。。。。。。”气得马常福找矿长去理论：“就算我领着全坑一百多号人下河去搂鹅卵石，顶多品位是个零到头，这负数到底是个什么问题？”问得李广林哑口无言。但问题还是不了了之，再没有人去调查追问，只不过是补发了三坑被取消的奖金。

王国成曾在技术监督科当主办科员，懂得入选原矿取样化验的过程。又听说他是学法律的，马常福抽空和他探讨这供矿品位出负数的事情。请他帮查找一下原因。

王国成分析说：“问题肯定出在买矿上。三坑的供矿品位从来没掉下过克/吨。一准是买矿的化验品位不准，超过了实际品位。而谭厚军那儿为了金属平衡的需要，就要想法拿其他矿石的入选品位来补这个窟窿。结果三坑的供矿品位全都拿去还不够，所以就出现了负数。

“金属平衡？那不成了拆东墙补西墙吗。为什么要这样搞？”马常福觉得奇怪，于是又接着问到。

“黄金是贵金属，要求金属量的投入产出必须稳定在一定的回收率范围之内。比如说现在的工艺技术水平，回收率是80％，那么某一批入选的原矿总含金量如果是10千克，最后产出的黄金量就应该是8千克。但实际计算的各项原始数据都是靠化验得来的。因为再精密的化验也会有误差，必然会造成生产金属量的误差。这些误差日积月累到了一段时间就得人为调整，所以要进行金属平衡。我们矿因为既有成品金产出，又有半成品的金精矿，金属平衡工作比较复杂。从来都是由谭厚军科长直接掌握，别人谁也插不上手。”王国成这样解释着。其实他对金属平衡也只是知道个大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他还在技术监督科当主办科员那阵子，也是无权详细了解这个秘密的。

马常福还是不明白，他又接着问到：“买矿的品位不也是我们矿里化验的吗，怎么会超高了许多？”

“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买矿的人粗心大意，被卖主在试样里做了手脚；二是买卖双方共同作弊，损公肥私。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参与买矿的人都负有责任，奇怪的是，这批矿石是党委书记孙荣智亲自带人去买的呀，怎么还会出这样的问题。”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听办公室的小丽说李矿长因为买矿的事情在办公室里跟孙书记好一顿吵吵，还拍起了桌子呢。”马常福恍然大悟地说。

“孙书记和李矿长不是配合的挺好吗，他俩怎么还会吵吵？”王国成摇了摇头。象是问马常福，又象是在自言自语。

“配合？不拆台就不错拉。自从实行了矿长负责制，他们就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先前古启祥当矿长时是个过度时期。有些事情孙荣智还能说了算，大伙儿也都还习惯地找他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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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请示汇报。后来古启祥不顾孙荣智的反对，从辽宁那边把李广林弄了来，他俩的关系就开始有点僵。按照以往的规矩，干部人事调动是由组织部门说了算，而组织部门又是书记的手下。如今大权旁落，他这个当书记的几乎成了闲职，心里头这个气呀，甭提有多别扭啦。”

“可我听说出去买矿是他自己主动揽下来的，他现在积极性还是满高的嘛。”

“做点姿态给别人看呗，借机到处走一走。毕竟他以前是乡党委书记，在这县里不管走到哪儿他都还是块香饽饽，照样得高看他一眼的。再说了，真正买矿哪用得着他亲自去跑？喊一声底下的人就得跑断腿。”

“你对他有什么成见吧？当领导的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我看孙书记那人干工作还是满认真的嘛。”王国成对马常福的话有点半信半疑。

马常福是矿党委委员，研究对王国成的处分时他也参加了。他也看出来孙荣智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心术不正，分明是在借机剪除李广林的羽翼。但这些经过他不能对王国成说，这是组织原则。他就是觉得王国成这个人心眼儿太实，被人家把他卖了还要帮着数钱。通过先前那十年人为炮制的空前灾难，谁遇事还没点戒备心？唯独他王国成照旧把谁都还看得那麽好。

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不知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