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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钱为比你更有钱的人服务。

也正是这种本质决定了西方金融危机的必然，因为西方文明本源是理性，经济向好时期，交易、契约都可以执行。一旦信心丧失，既然不信任对手，如何能执行交易，一旦这种趋势蔓延，就是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

正是这种本质决定了我们克制危机的必然，因为华夏文明的本源是信任，经济萧条时期，我们可以不信任对手，但是，我们可以信任集体、信任国家。西方经济理性只有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才想到集体、想到国家：150年前，西方船坚炮利打破了旧中国的大门；150年后，信奉自由的美国大踏步走上“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希冀国家的力量可以挽回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

究竟哪条路径是金融、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说实话，亚当·斯密说不清楚，或者经济学只能诠释已经存在的，却不能预测没有发生的。

然而，这并不是一条未知的路径。每一个产业、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其实都能看到自己的未来，因为，正是昨天的文明底蕴决定了明天的未来。　。。

第一章　金融，谁主沉浮（11）

昨天并未远去，它始终就在你我身边；知道昨天，才能看到明天；知道自己的明天，明天也正因此而改变。

我们的昨天是……

货币祖先

大致在公元前500　—公元前300年（在具体时间上可能不一致），亚欧各地逐步向封建城邦体制过渡，随着青铜及人类技术积累，人类生产能力有所提高。有人生产粮食，有人干手工活，分工造成交换，交换需要媒介……

于是出现了分工，于是产生了私有制，于是产生了货币。

在这段历史中，虽然金融与武力征伐相比实在不算什么，但后世金融都深深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因为，货币虽然简单，却是时代的结晶，物质、技术和文明发展的点点滴滴总要在货币上有所体现。

最初的中国货币是贝壳、珠玉或者黄金（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从考古学来看，出土的陶器图画中古人把贝壳挂在脖子直到腰间，一挂为一朋（当时的货币单位），大概二十朋贝壳可以换三亩田。最初贝壳的用途可能是王侯、贵族的装饰品，可能他们在交换中率先使用了贝壳，带几朋贝壳总比几麻袋粮食轻松，而且贝壳总比粮食容易储存。

当时用作货币的贝壳是海贝，产地集中于今山东和马尔代夫群岛，指望在河道里弄几个河蚌壳蒙事是不行的。即使你很有诚意，到海边弄几车贝壳也照样不行，因为，把贝壳从海边弄到居住地是很昂贵的。

所以，海贝数量极其有限，而且绝无仿造可能。于是，第一代货币诞生了。

生产总在向前发展，春秋各国开始设驿道，交通逐渐便利。大概个别不厚道的人发现从海边弄几车贝壳回来换成土地已经不是很困难，贝壳越来越多，也就失去了炫耀性装饰的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继续成为货币。青铜、金、银包括白玉在内的币材开始充当货币主角，金属铸币开始逐步替代贝壳和各种实物货币。那个时代没有良币、劣币之分，主要是青铜、贝币和铜饼，货币到底值多少，直接用秤量。贝壳、青铜作为货币是经济自然演进的结果，在货币襁褓期没有信用概念，货币流通靠的是自身的使用价值。

春秋以降，铜已经作为主要币材，华夏民族开始呼吸到浓重的铜锈。

随着西周井田制逐步解体，独立农户、手工业者大量出现，交换范围和层次都有所扩大，市场分布也更为广泛，社会上出现了自由的商人阶层。事实上，中国此时根本就没有“重农抑商”的概念，齐桓公开创霸业的主要助手管仲就是一个大商人。包括商人在内的国人可以自由迁徙，这一点无论对金融还是社会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唯有居民有权选择居住地，才敢跟世俗权力叫板。

惹不起，躲，还是可以的。

而且，春秋各城邦特点并不一致，在中国货币史上就此出现了多元格局，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文明的演进路径：代表三晋中原特征的布（铲）币、东方齐国的刀币和荆楚地区的铜贝。

三晋地区包括黄河中游、关洛等地，这是自古以来的农业区，晋国空首布耸肩尖足，是当时一种农具“镈”的袖珍版，前期空首布上多有“田”字。透过空首布我们看到了三晋先民在黄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图景。

齐国可能比较穷，是个飞鸟不至的地方，《史记》总结了齐国的地形特点，“海泻卤、少五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