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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简单。一切都是利益问题，看有没有需要。有需要就有必要，有必要就想入，没必要，就不想入。”

李晓晴提议：“细点说、、、、、、”

刘盼田：“比如说，我们七家土改后是第一个开始搞互助组，就是因为需要。我们四家分了一匹马，他们三家分了一头牛，主要就是插牛犋。另外还有就是看这几家，人心能不能合，有没有耍奸头的，土地连不连片。而我们七家，正好土地几乎就是三片，农忙时一互助，全出工、出力，一干就是六年。谁家用的牛犋工多点，和在谁家饲养，从工上和用车上再从钱上找一找，谁心中都有杆秤，一碗水端得差不多平也就行了。若不然就是像有些人家，牛犋插了二年三年，到缓过来钱时就掰开，卖了或买了，换个人家再重插。而互助组农闲时，我们就去各干各的，搞点个体专业、副业，互不干扰，还都自由。可高级社化像动员打大仗，说：拔掉私根、防止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为最终建成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可这不是目前的生产、生活马上就必须的需要呀。五五年春天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时不是定了吗：把互助组办好、初级社整顿好，一定要抓好生产，待将来搞机械化生产需要时　，再扩大合作化。可夏天就变了，秋后就不算了。小王庄是大王庄的佃户村，绝大多数全是贫农，土改时全是翻身户；房子不够，山林里有得是树，还分了木材，起点可以说村里各户也都一样吧。后来是两极分化了，可这不是剥削和压迫的结果，我们是起早贪黑干活，比如上山搂树叶积肥，找山货、搞养殖，卖了钱后还省吃俭用，但这不是为了将来买地想当地主，而只是想趁年轻时，能累得起，给以后孩子多了、花销大了、自己累不动了的时候打个基础。可象严志友和袁辉他们那样的人家，就是懒、好吃、穷造。他们不去致富，怪谁呀？焉武五四年响应号召组织的也尽都是些象严志友、袁辉他们这些劳动力多的户组成的穷棒子社，为什么就干不过王顺领导的《东方红》初级社，原因就是他们缺少生产资料的积累，还有仍是龙多靠，个个私心大，各怀心事。其实人怎么能消灭私心呢？一母生五子，哥五个都成家了，若都还在一起过，家里人对吃穿，谁清闲了，都可以去攀比，就很少有人去攀谁起早贪黑、勤俭挨累了。若不，也不会有这么一个故事：古代就有一个小国为了民富国强，定了个法，男子十八岁就必须从父母家独立出去，谁要不出去就挨罚。当然这个故事我也是过去听人家说的。可现在却非要合作化，若怕两极分化就定个法：禁止买卖土地；哪怕象收租一样再多收点税去扶助有天灾病业的阶级兄弟，也比硬把大家组织进这个生产资料归公的高级社里强！俗话说：‘捆绑不成夫妻’，‘硬拧的瓜不甜’。怎么？归公了，就拔掉私根了？我认为不可能！共同富裕就更难了！原因就是大家很可能向那些懒的，耍奸头的、耍嘴皮子的人看齐！焉武他那个初级社搞不好的原因就是例子。我当时就想：先合作化，后机械化这个政策不对！但高级社为啥却还都兴起来了呢？什么积极份子，个别的人是在听党的话，可也有些人当时就说过这是小土改，他们就是想占别人家的便宜。而大部分的人就是在随大溜、、、、、、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入社。而开会的头几天，我还当当时的工作组说了，这条路，肯定不会共同富裕。可他们说：以后再这么说，就是现型反革命份子的言论了。这不！不到一年，昨天真就给我挂上了个现型反革命的牌子。”他表示回答完了。

“我听懂了！”李晓晴苦涩地笑了笑，立刻又提出了新问题，“但，你们为什么最后又都同意了入了呢？毕竟都还是自愿的吧。而年底为什么又都想要退社了呢？”

刘盼田：“不同意入，行吗？说是动员、引导，说服教育、、、、、、说吃水别忘了打井的人、难道毛主席不是为了咱五亿农民好吗？说一句心里话，也真起了点作用。不过更主要的是，工作组当时叫‘抓两头，带中间’的工作方法造成了一种形势：给真积极的和口头积极的人与我们不想加入高级社的人，天天都给分开开会。那边是天天表扬他们，翻身不忘本呀，一心向党，听毛主席的话了，让他们多去串连，发动群众；给我们这边是忆苦思甜，讲黄世仁、穆仁智的狠毒、剥削制度的罪恶，讲苏联集体农庄里的幸福生活。合在一起，开大会时也讲、、、、、、不久，我们就察觉到村子里，另眼看待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好像我们再不同意入社，就好比是要做地主老财了。我们当时的心情特不好受，很复杂，太乱了。再加上当时的大王庄这片的工作组组长，当时大家都叫他洪部长，他向我们大家也真的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