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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场农工进城请愿的效果和结局是圆满的。这场惊动陕西省委、省府的请愿也惊动了北京。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领导对这次“示威请愿”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忍耐。据黄思英等农工回忆，请愿之后，当大家都担心政府会“秋后算账”而四处躲藏、观望时，农场却开始了农工返城登记工作，过了不久，部分农工回到了西安，被安置在光华宾馆、西安酒店、胶鞋厂等多家企业。黄思英进入光华宾馆一直工作到2004年退休。

而这之前的那场移民闹返库也有了当时还不为移民所知的效果。据《渭南移民志》记载：1984年11月1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派出由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孙岳、水电部、解放军三总部、国防科工委、兵器工业部、兰州军区、兰州空军、第三十一试验训练基地、陕西省委、省政府等部门23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到陕调查了解移民情况。

刘怀荣、苗福群等不合作的强硬派移民代表没能见到联合调查组。刘怀荣告诉记者：移民们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中央来人，我在家准备了好多天材料，想利用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向中央调查组的领导倾诉几十年来移民经历的种种磨难和艰辛。但没有人通知我。我知道，不是中央领导不见我，是本地政府干部不让见，他们怕我讲了实情他们脸上无光，伤了他们的面子，怕我们会对中央领导有过激行为，威胁调查组的安全，所以，当地政府对调查组接触的人和事都有周密安排。我曾想主动前去挡驾求见，但省、地、县的干部在中央调查组周围戒备森严，我知道，此时前去求见，无异自投罗网。所以，我只有跟在联合调查组的后边，了解有关调查组调查的情况。

通过对调查组调查的情况分析，刘怀荣明显感觉到，这次带队的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孙岳与本地的那些官员不一样，是“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那种好官，是“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那一类清官。在历时40多天的调查中，他带领调查组成员调查、听取了省、地汇报，实际察看了库区现状，调查了澄城、白水、合阳、蒲城、富平5县17个乡24个村的移民生产生活状况，并对93户移民家庭进行了家访，接见了移民代表，召开了移民座谈会。移民缺吃少穿的苦难生活现状令这位北京“钦差”悲悯、同情，移民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使得这个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满怀疚愧，泪流满面。他对移民双手抱拳作揖，声音哽咽地说：“政府对不起你们……”

在尝了一口移民用苞谷皮和野菜搅拌在一起蒸成的糠菜团团后，水利部计划司副司长陆孝平吃得满心酸楚，他同样真诚地向移民表达同样深深的歉意：“政府亏欠你们的太多了……”

这种忧国忧民的歉疚之情给了孙岳等官员说真话，讲实情的勇气，1984年12月29日，联合调查组写给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现在，三门峡库区许多移民的经济状况远不及在库区的时候。不少移民住房破陋不堪，缺衣少被，多数移民所在生产队劳动日值仅几角钱乃至几分钱，口粮严重不足。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安置区的生产有所发展，移民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现在部分移民生产、生活仍然相当困难，安置区的现状和当初政府许诺‘移民迁移后，每年的生产收入不低于其在库区的水平’相距甚远，因此，他们强烈要求返回库区……”

报告还列举这样的例子：“澄城县刘家洼乡移民，人畜同居一室。这个县的善化乡陇头村移民安石头，全家七口人，寒冬腊月只有一人穿上棉裤，还是政府救济的。至于四五口人之家，仅有一两床又破又烂的被子，并不是个别的现象……

“蒲城县马湖乡用女儿换户口迁走的有四户23人，出外入赘的11人……

联合调查组的报告强调：“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这份字字血句句泪的报告令中央震惊并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四个多月后的1985年5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会议纪要》，决定从库区国营农场和部队农场使用的50多万亩土地中划30多万亩土地，安置生产、生活极度困难的15万移民返库定居。

为使移民返迁安置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根据陕西省委《关于三门峡库区安置移民工作管理机构及人员编制的通知》，渭南地区及各县相继成立移民工作机构，编制干部270名。其中：地区移民办40名，大荔移民办77名，华阴45名，蒲城25名，渭南20名，澄城15名，潼关12名，白水10名，临潼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