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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阻力，但这家出版社最后还是同意让我自费出版。就在商议出版事宜时，张编辑打来电话：领导又不同意出了……

从张编辑欲言又止的话音里，我知道：是有人打了招呼。

过了几天，渭南移民局李万明打来电话问我：“局里某领导问我出版书的事，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从那时起，在检察院呆了十多年之久的我恍然大悟：我与李万明谈出书之事的电话被某某局监控偷听了！

这在库区是很正常的事——我不止数次地从移民处得知，当地一些官员对他们的电话内容总是了如指掌。比如他们在电话上联系了要上访、要研究什么或办什么事，当地官员总是先他们一步张网以待。

某某局颇有成效的监听让库区移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华阴移民董生鑫在他的“申辩书”中曾说：据不完全统计，自返库来，被当地公、检、法、国安和政府官员以非法拘留、讯问、搜查、劳教、打骂、罚款、跟踪、判刑的移民至少在2万人次以上——已年满75岁，没有文化、身材矮小、又聋又瘸的移民陈思中向有关部门反映库区10万亩土地被官员侵吞而招来“扇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羁押数月；移民们在一起商议如何要回被华阴及省里截留的5900多万元救灾款，81岁的刘怀荣等人被扣上预谋夺回部队土地的罪名劳教一年；张应龙等人因保存一份已解密二十多年的文件被当地国安局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多次审讯；移民扫墓也被政府组织数百警力拦阻并大打出手……

用警察管理移民，用警察管理媒体，用警察和技侦手段管理新闻出版，这已是渭南“法制”的常态。

他们有一个恶棍赖皮们惯用的“绝招”：记者到库区采写了官员侵占移民利益，截留移民资金等问题后，渭南的官员总是恶人先告状，利用他们多年来为应对、忽悠媒体建立起的关系网，或到中央有关部门谎称“记者采访不实”、“文章发表了会影响库区稳定和经济建设”，或用重金到有关媒体“灭火”，同时，私下里出动警察和专案组对记者、对库区移民大打出手——1996年，渭南和华阴出动数百名警察和干部在方圆数百公里的库区大肆非法搜查和收缴《工人日报》及《中国妇女报》，抓捕读报群众，非法拘押与媒体有联系的市移民局干部李万明20多天；2005年，渭南市委宣传部没收《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王记者的记者证；2007年，华阴市公安局扣押的某报陈记者；2008年，渭南市政府领导强迫渭南日报修改新华社关于报道渭南滞留移民救灾款三年不发的内容；2009　年8月，该市又发生了某政府官员下令追缴《渭南广播电视报》和“治理”《渭南广播电视报》记者权正民的事情；到渭南采访的记者被当地官员派人跟踪监视几乎是他们共同的遭遇……

这种现状使我不得不小心谨慎，知道渭南某某局偷听了我的电话之后，联系出书之事我再不敢在自己的手机上讲了，而是选择公用电话或办公室的其他电话。在秘密的联系中，2010年5月，火花杂志社同意以专刊的形式出版《大迁徙》。

杂志社同意为我出书之后，我又两次去渭南，找有关人商议书的印数等事宜。开初，移民们打算找移民中的某大款出资将此书送给库区数十万移民，但大款说自己的工程急需投资而拒绝了出资，我只好向人借债印刷此书。

书印好后，为了吸取过去电话被人偷听的教训，李万明和几个移民代表换了手机和号码，结果，没有领教够监控之苦的李万明和某移民代表不以为然，仍用换过的电话号码四处与人联系。结果也就可想而知——某某局和公安机关循着他们的电话内容如囊中取物地把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大迁徙》进行了“异地封存”。

五

一个月前渭南那位朋友报告的消息终成现实——8月2日，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副大队长朱福利、警员王鹏一行三人组成的专案组赴京调查《大迁徙》。

专案组很牛，原火花杂志社北京编辑部的人介绍情况，他们拂袖而去，指名点姓要找原杂志社负责人魏丕植。有着博士、教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国史编修馆常务副馆长等头衔的副部级官员魏丕植是一个知识型领导，此人对腐败之风嫉恶如仇，忒见不得人欺负百姓。正是这种忧国忧民之心给魏招来了麻烦——他想出一本帮老百姓说话的书，却被停了刊，还被渭南的公安缠上。专案组找魏时，他开会晚去了一会儿，专案组找来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去传唤他。魏刚刚问《大迁徙》的内容有什么问题，警察们呵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