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膛里抢出了这段木料，回家制成一张琴，刚一弹拨，琴声清亮而又绵长。蔡议郎像找到情人一样不住地抚摸琴身，烈火给这张绝妙好琴的尾部打下了一点烙印。此后，这张琴一直在流传，被称为“焦尾琴”。

蔡议郎抚摸之余，又感慨了起来：

“琴声再美，怕也只能弹奏亡国之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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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汉朝》第四章　太平道（1）

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

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

——汉末民谣

光和六年（183）一开春，天子便下令大赦天下，因为他的心情特别的好。朝中士大夫和中官们的内讧暂时得以缓息；去年秋天，朝廷成功地招抚了叛乱的南方板盾蛮。十月，以杨赐为太尉。年底的时候，天子西狩至函谷关，回京师时经过城南的太学。天子文思大发，在众多的太学生面前即兴作赋，并直接将赋文书写在石碑上，博得太学生们的山呼万岁，天子向他们说了些勉励的套话。在石经面前，他问起自己的老师蔡邕现在何处。臣下们不知所云，天子也只能感慨一番。

天子不知，此时，蔡议郎也正在感慨焦尾琴只能弹奏亡国之音呢。老师的感慨比他这位太不成器的学生的感慨，要意味深长得多。流亡在民间的生活，使蔡议郎多了一个观察帝国政治的角度。他觉得，大将军也好，中官也好，士大夫也好，这么多年的争斗，谁都不是胜利者。因为处于帝国这棵大树最上层的他们，这些年来兴风作雨，将帝国摇撼得损枝折干、花谢叶败之后，这棵大树的根部——帝国的民众，已经不堪经受如此的动荡。

自孝桓皇帝朝以来，民变频繁，东面的琅琊、南方的蜀郡、荆州、九江、扬州、会稽，乃至迫近京畿的河南等地，先后发生达十五六起之多。其中的一些平而复起，旷日持久。其实，任何帝国都无法将她的恩泽平均地施予自己的子民，加之地方官吏的酷虐，民众的反叛本来就是无可避免的事，招抚之或剿灭之，无妨大局。本朝自孝安皇帝时起，攻杀长吏、占山为寇的民变就已经时有发生，但都是迫于饥荒或者压榨，一时激愤所为，有的则纯粹属于聚众抢劫的盗贼团伙，大都是零星分散且规模较小的孤立之举。可是近年来的民变；有一些与以往不同的迹象。第一个迹象是：明确地打出了推翻大汉帝国的旗帜，叛乱后自称皇帝者甚多。第二个迹象是：他们似乎普遍地相信一种在民间悄然兴起、与黄帝、老子及神仙方术有关的宗教，比如他们的首领往往自称“黄帝子”、“真人”、“太初皇帝”、“太上皇帝”等等。这说明，大汉已被他的子民们抛弃了，而且，他的子民们正在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联络起来反叛帝国。

这种方式便是宗教，宗教能够赋予人们坚定的信念和超常的狂热，还能赋予人们高效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在任何改变历史的时刻，这都是压倒一切物质力量的精神核能。

早在熹平六年（177），当时在司徒任上的太尉杨赐和他的僚属、司徒掾刘陶，同时上书天子，密报了一个异常的情况：有个叫张角的钜鹿人，在民间用念咒和符水为人治病。他认为人有疾病，是因为人犯了道德上的过失或不敬神灵的罪行，所以，除了用这种与神沟通的方式治疗之外，他还让人跪拜忏悔。他自称是“大贤良师”，向民众传播信奉黄帝和老子的“太平道”。据民间谣传，张角法术无边，妙手回春。十几年来，徒众达十万之多，遍及帝国的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地，已成蔓延之势，而州郡守备官员反被其迷惑，认为张角以善道教化百姓，没有危害，甚至还有信奉者。杨赐的上书中，敏锐地指出了张角之所以成气候的原因，在于本朝无法解决的一个大结症：流民问题。

大汉的开国君主高皇帝和他的战友们是一帮平民的代表，他们的理想是把土地分给单个的小自耕农家庭，然后由帝国的官吏向他们收取赋税，征用劳役。男耕女织，饱食终日，君民相安，天下太平。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社会结构，在刚刚经过战乱之后，大汉有可能组织起这样的社会，并且有能力统治这样的社会。但是，随着如此庞大的帝国极其复杂的日常生活的展开，这一简单的结构必然发生变化与错乱。人口的增加，土地需要的扩大，商业的开展，剩余资金的投放，社会阶层的升降，帝国行政机构的延伸，加之天灾人祸、对外战争等等，帝国最基层土地的主人不断地更换着。其主要趋向是：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这些少数人来自帝国的贵族、官僚、商人、地方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