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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或者叫做“道”，这是最高的政治和文化理想。按照这个理想，世界的最佳状态是由圣人统治的太平治世。圣人，首先是一位具备理想人格的导师与先知，其次才是具备推行仁政能力的帝王。这套学说又被概括为“内圣外王”四个字。第二，便是现实的，由列祖列宗构成政治秩序，或者叫做“势”。势是实现道的途径，道是势的目的。如果用一个玄学的概念来解释的话，就是：道为体，势为用。作为一个追求圣人和仁政的君子，他出仕的目的，不应该是求得俸禄，而是将自己侍奉的帝王，由外王引导到内圣的境界。倘若列祖列宗不争气，倘若势妨碍了道，君子只得回到道的怀抱。一个天下瞩目的名士，如果能够抛弃出仕，选择清贫与隐逸，就是在勇敢地宣布：帝国已经失去了道义上的根据。

郭泰选择了一个深秋晴朗的日子。走的时候，太学为之一空。出了北门，便看到了李校尉和上百辆的车驾，京师的衣冠大儒们几乎都到了。李校尉携住郭泰的手，将他拉上自己的车子。大家簇拥着他俩向西北行去。

经过北邙山的时候，秋风萧瑟，放眼望去，草木凋零，坟墓逶迤成片。忽然，送行的队伍中，响起了高亢而悲怆的歌声：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古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人们来到黄河岸边，停在一处长着大槐树的高坂下，随行的仆从们忙着布置好几案和酒食。入席之后，郭泰和大家说了些道别和勉励的话语。几巡酒下去，席中唏嘘感慨之声纷起。郭泰听着身边黄河的惊涛骇浪，遥望秋水长天，北雁南飞，孤寂与怆凉，充满胸臆之间。他对大家说道：“时值今日，感激诸君厚意。郭泰无以言语，请援琴作歌，与诸君别。”

激扬的琴声伴着郭泰深沉的歌声而起，几个已有醉意的太学生也随之起舞：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宴罢，李校尉让大家止步，自己又与郭泰共乘一车，上了高坂，驶向渡口。大家引领望之，有人感叹道：“眇若松乔之在霄汉啊！”

申屠蟠也与大家道了别，不过他与郭泰相反，往东南而去。从此，他便绝迹于淮水流域的梁国砀山之中，筑草屋于大桑树下，终生不出，全其高志，年七十二而逝。

郭泰的离去，给李膺等清流士大夫们带来了更大的悲愤，由于是已经出仕之人，他们的人格就不允许他们作出像郭泰、申屠蟠之类的处士们的选择。他只有拿出整个性命，去为历史负重，作荒漠中的呼喊，作壮烈的牺牲。

李校尉又接手了一桩案子。案发地点，乃是河内郡。

张成，河内人，是个术士。他的特长是风角之占，也就是通过对季节更换时的风向观察，来推断人事的吉凶。不过，他是个有名的术士，因为他用这套小把戏结交了中官们，又通过中官给天子占过几次，因而被人奉为神明。大凡昏聩的上层人物，皆喜结交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因为古人有言：“国之将兴，听于民；国之将亡，听于神。”

延熹九年（166）春风初起的时节，张成在一个甲寅日，感到风刮得很高，并吹响了柳枝。他知道，按占法，这预示着朝廷要大赦天下了。他想起儿子有个仇人，便告诉儿子这一征兆，让他放心大胆地杀了仇家。

《品汉朝》第二章　大放逐（9）

明目张胆的杀人案发生后，杀人犯从容自若地进了李校尉的监狱。七天之后，他父亲的预言应验了。说句真话，如果没有他父亲的原因，李校尉或许就按朝廷的诏令办了。可这次，当他被叫到大堂之上，得意洋洋地准备聆听大赦令的时候，一见到李校尉那张脸，他就立刻明白：父亲的预言失灵了。

张成聪明反被聪明误，丧子之痛，让他气得快要疯了。他一连多日地奔走于宦官的门庭。最后，由他的一位在朝中做官的弟子牢修，向天子上了一封诬告信，声称：“司隶校尉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不遵朝廷诏令，滥杀已赦之民。”

天子的身体已被酒色搞得一塌糊涂，脾气也随之坏得厉害。他再也架不住中官等人的劝说，年轻而苍白的脸气成了青色，震怒之下，他让中书起草诏令，在京畿和各个郡国收捕这些“共为部党”的“党人”。可是，诏书又被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