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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下，自己裁剪从走私的画报上看来的时髦式样，或借华侨亲友带回来的新式衣裤学着做。从“黄益冬学馆”出来的学员有的是后来的服装厂老板，也有的是服装厂设计师。应当说这个学馆对温州的时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学馆是温州现时众多职业技术学校的祖师爷。可惜我无缘认识这位“黄益冬”，只知道是位女士。

除“黄益冬裁缝学馆”外，还有“朱道生缝纫学馆”，以及许多缝纫培训班，他们为温州的时尚打下了基础。

大约是1983年，我任副主编的《文学青年》杂志组织了一次青年作家笔会，来的作家还真不少，有些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上。如河北的作家铁疑、四川的作家雁宁（即后来的雪米莉）和黄放、江苏作家范小青、上海作家张振华、广东作家袁敏、浙江作家李杭育、北京作家郭小琳（名诗人郭小川的公子）等等。笔会结束时，我们在当时算比较高级的雪山饭店开了个联欢酒会，也组织了不少温州文学青年参加。那时还未有后来的专追港台歌星的“追星族”，文学青年要追的是年青的新锐作家，来参加联欢会的人便很多，气氛非常热烈。作家们的即席发言，大部分是赞美温州人的漂亮和穿着时髦的。雁宁说自己很注意，“一个星期几乎没有发现女青年有穿相同花色和品种的衣服。”同是四川的青年作家黄放纠正说：“有，我看到过，有三位穿着一样的睡衣坐在弄堂里聊天。”他们的话引起哄堂大笑。

所谓司空见惯，我们编辑部的人生活在温州，并未对温州的着装十分注意，经他们一说，大家都感觉到温州与外地的不同。特别是赴外地组稿或开笔会，看多了那些青古板，或虽时髦却大家一起穿的服饰，乍一回到温州会有多姿多彩，耳目一新的感觉。也就是说温州人已经注意了时尚的个性化，而不是像七十年代初那样你穿“笔管裤”，我也穿“笔管裤”，你改喇叭裤，我也改穿喇叭裤的一窝蜂了。那次会议之后，其他作家陆续返回，雁宁与黄放从雪山搬住市内宾馆。他们说要好好观瞻一下温州的时髦（这里还是用“时尚”比较合适，可见此词流行有一定道理）。有可能的话找到一位漂亮的温州女朋友则更好。时尚温州的魅力略见一斑。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温州的时尚已经没有了这种比较分明的“波”，而且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时尚，也就是说开始分化了。

我穿衣服一向保守。前面讲过，诸如喇叭裤之类的新潮货就未穿过。我也不去私人裁缝铺去做衣服，怕质量难保证，我只认定上海的服装，端正大气，做工比之温州好。记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涛从杭州回来告诉我，许广跃现在穿衣非常讲究，衬衫只认“金利来”。“金利来”当时的价钱是八十到一百元人民币一件，而我穿的上海衬衫二十元一件，于是我对许广跃这位作家朋友肃然起敬。我那时刚下海做房地产，许先生也差不多同时下海做房地产，他已经到了“金利来”阶段，而我还穿上海的“绿叶”。但现在回想一下，只是我个人不会“新异趋时”而已，其实那个时候温州也已流行名牌了。最早的就是“金利来”，接着是“皮尔·卡丹”、“梦特娇”一类的，而且这种流行还是走在其他地方的前头。有段时间，专门有人来收购已经穿过的梦特娇T恤衫，而且价格还不低，总在二三百元一件。开始不知道他们收购旧衣干什么，在温州，旧衣一般都很便宜。后来才听说，外地梦特娇刚流行，温州已经过时了，他们收购过去洗一洗，染一染，然后经过熨烫定型，当新的卖，价格七八百元一件。

再接着是“法国鳄鱼”，温州人指的是鳄鱼头朝外的（头朝内的是香港鳄鱼）。似乎鳄鱼流行得最广，时间也最长，到后来从工薪阶层到大老板人人都穿。一打听才知道，温州有假冒的，做得很好，能以假乱真，价钱只有百来元一件，仅是真家伙的10％。我也有过一件，别人送的，洗后缩水，穿了两次就没法穿了。

现在温州流行的是BOSS、范思哲，还有更高级的FELE一类的。对于名牌的档次我一向无概念，去了两次巴黎之后才稍许明白了一点，在巴黎的“春天”百货公司和“老佛爷”百货公司之间有个高级服装店，那里的时装分级很清楚：皮尔·卡丹在一楼卖，鳄鱼一类在二楼卖，BOSS一类在三楼，四楼当然更高级。温州的中产阶级已经到了“三楼”了。

其实，衣着体现着一个人的品味，也体现一个人的品位。我总是跟不上趟，有次在上海还闹个笑话。我与公司几个人去上海，办事之余逛了淮海路，在“巴黎春天”看到一件茄克衫，同行的人都说适合我穿，看看价格4300元，我心想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