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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是去采购必备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及诸如脸盆、痰盂、热水瓶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就连结婚要分的喜糖也要从上海捎带，大白兔奶糖是最有名的，还有使新房热闹的红灯牌收音机。后来温州人办起了家庭工厂，许多生产原料要到上海采购，机器设备和配件要到上海选买。

第三要靠上海的技术。上海既然代表了中国轻工产品的最高水平，上海工人的技术水平也就是最高的。温州要办家庭工厂必须学习上海的技术，一是走出去，二是请进来。七十年代我在纺织厂搞技术时就曾带工人到上海学习过，这是走出去，还有就是请上海退休的老师傅到温州作技术指导，我们厂就有两位上海退休师傅。我们的工资每月四十元，上海退休师傅的工资每月一百二十元，那可是个天文数字，而且还允许他们带家属来工作。我们请的一个做纺织技术配件的七级（最高是八级）木工师傅，他把自己弱智的儿子也带来了，那是学不会技术的人，只浪费材料，工资却与我这个技术科负责人一个等级。

迭格温州赤佬

温州人到上海采购，其他地方的人也到上海采购，上海人那时神气得很，特别是营业员，仿佛个个是上海市长似的，看见外地人爱理不理的。要回答问话也只用上海话，“啥？”“没！”两个字是对外地顾客使用频率最高的。上海为了限制物资的外流，除了与其他省市一样的布票、粮票、油票等等之外，还搞了个上海专有的“上海专用券”，购买诸如棉布之外的化纤布，部分化纤成衣以及紧俏的日用品都要凭这专用券，外地人常常只能对柜台内的紧俏货干瞪眼。

有个笑话说外地人到上海南京路的第一百货公司（上海人称中百一店）购物，看到一种花色化纤布，非常喜欢，就向营业员提出要购买。营业员爱理不理地用上海话说了三个字：“专用券”，外地人不懂上海话，听成了谐音的“转一圈”，心里直嘀咕：买布料干吗要转一圈？但外地人到上海本身就觉得矮一截，望着那营业员冷若冰霜的脸色又不敢问，后来想通了，大约她要看看我的身材高矮胖瘦决定买多少给我，便在原地转了360度。营业员摇摇头，往门口一指。营业员以为他在找规定的告示牌，往门口一指意识是那里有通告，我们按规定办事。外地人以为要到门口转一圈，便绕着偌大的第一百货公司跑了一圈，气喘吁吁地回到花纤布柜台，又指着那块花色化纤布。营业员发脾气了，大声说：“上海专用券！”外地人只好苦笑，百货公司转一圈都累成这个样子，还得上海转一圈，上海有多大！

讲的是笑话，但对温州人来说都是真话，当营业员说，“转一圈”（专用券）时温州人会真地到门口转一转，温州人是去寻找在外边倒买专用券的人，买了“上海专用券”再去购化纤布。上海的规定难不倒买温州人，在上海倒卖粮票、布票和专用券的大都是温州人。

所谓的“计划经济”实际上堪称“官僚经济”，当官的想怎么计划就怎么计划。温州到上海的轮船天天排长队，春运高峰时经常要排一整夜队。但搞计划的人就是不会想到增加航班，旅客排队不排队与他无关。码头的管理人员也不会积极地向做计划的人反映情况，你排队更好，我的权力更大，你们想不排队就得求我。于是就有人送礼开后门，就有人开始倒票，就产生了我上面提到在上海买卖票证，倒卖生产资料，倒卖机器设备和零配件。当然更多的人是在上海做木工，弹棉花，补皮鞋，做衣服等等。

上海人过去看不起苏北人，称他们是“下只角”的。因为苏北人在上海一般是干苦力的。如人力车夫、澡堂子里擦背、修脚的、扫地倒马桶的大都是苏北人。解放后强调劳动光荣，苏北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又与上海人同化，成了正宗的上海人了。这时的上海人最看不起的是温州人，一提到温州人就联想起投机倒把，联想起做苦力。“迭格温州赤佬，就会投机倒把！”“迭格温州赤佬，只会弹棉花！”之类成了上海人提到温州人的口头禅。同样是排队购船票，买宁波的，买青岛大连的，吆喝一声排好队就算，对买温州船票的要在排队的人身上用粉笔编好号，让人感到很屈辱；同样是托运行李，温州人的行李要检查，经常是捆扎得好好的，检查得一塌糊涂，要重新打包捆扎过；同样是上海市场上能买得到的低档香烟，其他地方的人可以任意带，对温州人规定只能带两条，多了要没收，温州人在上海最倒霉，偏偏温州人又离不开上海。真是又急又气又无可奈何。

我们厂生产的提花丝带是通过上海丝绸进出口公司出口的，我需要经常去上海，那时去一趟上海可不容易。星期一上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