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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国府权力机构的调整与革新，要求重新改选‘中央民意代表’”。

一九七一年十月，杂志的主要成员张俊宏、陈鼓应、许信良、丘宏达、杨国枢等十五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国是诤言》，对当前政治提出共同主张。

接着是《国是九论》，同期陈鼓应发表《开放学生运动》一文，台大举行“中央民意代表”应否全面改选的盛大辩论，听众踊跃，校内校外，风起云涌。

当局一反常态，非仅没有压制，且予鼓励支持，一九七0年十月经国派秘书长张宝树，通过张绍文的介引，邀请陈鼓应、王晓波等举行座谈，彼此沟通，相互交流。经国自己，以救国团主任身分，纷纷召见青年学者和学生领袖，听取他们对国是的意见，提倡“青年要多讲话，青年要关心国事”等号召。

用中共的术语说，这是台湾知识界的“鸣放时期”，也有些捷克在亚力山大·杜布切克主政，实行自由化时期的活泼开放继或称为“台湾之春”。

热烈讨论的主题为：争取参与权；要求言论开放；抨击舆论垄断；呼吁解除戒严令；呼吁人权保障等等。

其中若干点，触及国民党的要害，过去不许提，不敢提，国民党的容忍、开明，的确超出无数人的意外。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早春呢？认真观察，那是经过巧妙设计的高招，即“政治艺术”之谓。

经国能继承父亲的权力，而不能继承父亲的声望。国外容易，多跑几次东京、汉城、曼谷，多亮相，知名度就逐渐高升。在国内，要慑服人心，特别是知识界，就要靠处事作风，政策效果，他的形象，一面是官方蓄意制造的“青年导师”，一面是民间自然形成的原型－“恐怖人物”。

改变此一形象的办法，是利用台湾面临的危机时刻，有限度的开放言论，知识界能有宣泄情绪的机会，它就不可能过分积怨于政府，而找其它发泄的途径。

国民党内的元老派，不尽服膺经国的领导，他正好利用青年一代求变的心理趋向，向元老派摊牌夺权，排除阻力。

利用这机会，为国民党僵化老化的官僚层，吸入新血。李钟桂、施启扬、关中等，因而摇身一变，扶摇直上。

经国凭这几下惠而不费的措施，马上声名大振，观感一新，他被海外一位学人，称为“伟大的政治家”，并说“蒋经国先生为台湾的政治领导带来了一个崭新明亮的新象征”。

这位先生，还举了两个实例：

“二、三年前殷海光先生遗孀能出境来美定居，便得之于经国先生之亲自批准。殷夫人访美第一站，来西雅图舍下，亲口道及此事，我们也很感激。以后殷海光嫡传弟子之一，曾任台大哲学系讲师而是台籍青年的英锐之刘福增先生，也得蒋氏特准，而能排除猜踏，得遂留学深造的宿愿！”＇22＇

中央研究院院士许淖云先生，甚至对沈之岳发出“肯定的赞美”，留下“难忘”的“极深印象”。＇23＇

‘冶大哲学系师生事件”，或“民族主义”座谈会，当局能从宽处理，未始不是改变观感的做法。

然而，早春三月，不管多么喜人，终经不起西伯利亚横扫的寒流。

《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在党报《中央日报》刊出（一九七二年四月），强烈意味着，当局开始收了，该文借批驳陈鼓应对学生运动的论点，抵制革新思潮。当局为了扩大这种意识流，“前后印行六十万册，广泛的发到军中、学校及公营机构，令中学生写报告”。

由《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引起的一场论战，当局更是不安，连原任职中央党部的张俊宏，亦被解职。政治气压低迷，初期的改革运动，暂告段落。

总的来说，这一段时期的蒋经国时代，有正有负，负大于正。

注释：＇1＇沈剑虹著《使美八年纪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第6页。

＇2＇同＇1＇。

＇3＇同＇1＇。

＇4＇作者应邀在场。

＇5＇杨镇著《蒋经国遇刺目击记》，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七0年五月九日。

＇6＇“Washington　Star，，April　25；　1970．

＇7＇台北《联合报》，一九七0年五月三日。

＇8＇江南著《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台湾日报》，一九七0年。

＇9＇同＇7＇，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廉能之治与志士之气》。

＇10＇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