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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劳动工作，做家属工作，做群众工作，觉得也有好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更倒霉了，活下来都很困难，自然不会想到写作。我只想将来问题能解决，我希望陈明的政治处境能比我好一点，我能当一个养鸡队队长就满意了。坐在监牢里的时候，我把牙粉袋撕成碎方块，在铺板上摆着。摆什么？摆想象中的养鸡队的规划：那个地方是鸡舍，那个地点是运动场；要用多少人；饲料队，打鱼队等。我没有再当作家的希望或计划。最为难的时候，我就想：如果陈明每个月能够拿60元或80元的工资，我就靠他吃饭，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就把没有完成的小说写一写，不管写得好不好。藏之名山，没有名山就藏之抽屉里，将来或许有人觉得这个小说写得还可以，等我的儿子或孙子们帮我拿出来出版罢。

“在座的同志中也都常常关心地问我：你在南京怎么样，你在那里有什么问题没有？你在那里为什么拿那么多的钱？为什么国民党不杀你？你为什么那么‘自由’呀？现在我要写，我要把这一‘谜’揭开，让关心我的同志们、朋友们放心。我要写的另一本书是《风雪人间》，我要写我在北大荒的12年，加上坐牢的那5年。我要写我所遭遇的风雪，和我感到真正的人间温暖；就是因为有人间的温暖，才能抵抗住这样的风雪。这次你们讨论我的创作，给了我很多夸奖，我是受之有愧的。我没有那么伟大，我也不是那么了不起，我无非就是一个当兵的，当了一辈子的兵，是文艺战线上的战士；需要战斗到什么时候，就战斗到什么时候。我就是这么一个小兵。前两天，有一个同志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但是我不想当将军，我怕当将军，当将军太麻烦，我没有那样的兴趣，我永远是普通一兵。你们讲了很多好话，我听了除了惭愧以外，没有什么太多的欢喜。但是，我感谢你们，我觉得你们说我的好话，着眼点不在我个人，着眼点是在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文学道路，在我们党的文学事业上。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以后更不容易有大的成绩了，因为我已经80岁了。你们把80岁当好事，我们把它当坏事。如果现在我是70岁，60岁该多好？80岁，就意味着我的时间很短了。你们祝愿我长寿，怎么能长寿呢？长不了多少了。（大笑）我只能利用这很短的时间做更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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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篇作品（1）

很长一段时间内，丁玲因为在30年代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监禁这一段经历，遭到误解，蒙受诬蔑中伤。党性很强的丁玲，从不公开辩解。直到中央组织部作出为她彻底恢复名誉的决定后，她才说：现在我有责任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了。

历史的误解，使丁玲蒙受委屈最大、时间最长的，是1933年她在上海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时，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幽禁在南京这段事实。陈明回忆说：早在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前几年，康生就蓄意在这段本来已经很清楚的历史上做文章，在丁玲脸上打上一道“金印”。丁玲当时曾为此事去枣园见过毛主席。丁玲记得当时毛主席还爽朗地笑着对丁玲说：“你逃出南京国民党监狱，投奔到延安革命根据地来，你到保安我就写了一首词欢迎你嘛！你还记得么！‘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嘛！是党设法营救你出来的，这一段历史是清楚的嘛，你到组织部找陈云同志谈谈就可以了。”毛主席还曾对丁玲说过：“你不要只到我这里来，你还要到康生那里去一下。”丁玲不解地问：“我跟康生有什么关系呀？我去他那里干什么？我和他风马牛不相及。”后来，丁玲才弄明白，原来是康生捏造罪名，使自己背了“黑锅”。1979年，有关方面为错定丁玲是“丁、陈反党集团”头目、错划丁玲是“右派分子”平了反，恢复了她的党籍。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三十年代在南京被特务绑架关押的这段事实，尚未作明确结论，留了一条不长不短的尾巴。

关心她的朋友，尊敬她的读者，在多少次交谈中，在电话中，在书信中问起这件事，都替她鸣不平，希望她站出来，把真相告诉国内外读者。她感动，她感激，但她对陈明说：“这些年来，有人向我头上泼了不少脏水，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宁可受委屈，党还没有为我这段历史做结论，我就不能背着党自己去向外人澄清。中央正在纠正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中央现在很忙，工作量很大，我不能为自己个人的这个问题，去麻烦中央，我相信会很快得到公正的解决。”

丁玲刚从厦门回到北京，就有喜讯传来。她接到中央组织部的电话通知：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