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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挑战”也决不是一个短期的营销策略，而是长期的战略目标，也决不会因一时的挫折和失败，改变自己的人生目标！

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这是全新的世纪。人类的饮食文化乃至生活方式将要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而这场革命对麦当劳的工业理念，产品结构，生产方式等是一种挑战和否定！人类将进入用鼠标吃饭的“数字餐饮”　新时代。这是吃出健康的时代，这是个性化的时代。我坚信中国餐饮文化走向全球化的时代即将到来！

冯小刚说，红高粱这个名字不错

1988年，我在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当老师的时候，为了使课堂丰富一些，生动一点，我给同学们讲了麦当劳的案例，突然一个女同学问我，中国为什么没有像麦当劳这样的快餐？

是呀！中国为什么没有麦当劳？中国为什么没有全球连锁性的名牌快餐？

我们的现代工业、汽车业、IT业等都落后于西方了，这是有理由可说的。但我国是世界美食大国，餐饮文明5000年，餐饮业非常发达，可为什么也落后了呢？

那时，这个问题就像“司芬克斯之谜”一样，在我的理性世界里，深深地吸引着我、折磨着我……

为了探索这个“司芬克斯之谜”，我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走向了中式快餐！

我坚信，自90年代开始，中国将逐步进入快餐消费时代，95年将是“分水岭”，中国将出现“中式快餐热”。

为了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我决定离开军队，离开大学，离开我喜爱的讲台，自己创业，从事中式快餐。

90年我转业了，在郑州杜康大酒店做了一年副总经理，后来又担任了亚细亚大酒店总经理。无疑，这为我后来开创红高粱快餐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2年底，我的快餐计划基本完成。但是，还没有一个好名字。一般来讲，起一个好名字，几乎标志着事业成功了一半。为了这个名字，折腾的我整天不得安生，吃不好，睡不着。

一天晚上，我邀请了十几位文化界和艺术界的名流聚集在我管理的亚细亚大酒店，我把从事中式快餐的梦想告诉了大家，请他们对这个项目提提建议，希望帮我起个好名字。那天晚上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你一言、我一语，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项目。

到了深夜2点左右，大家还意犹未尽。这时，年轻的雕塑家李小明突然问我：“乔总，你是真想搞中式快餐，还是说说而已？”

“当然是真想搞了！”我肯定地回答。

“你要真搞，我给你起个名字，就叫红高粱！”

大家一听“红高粱”，一下子全都兴奋起来了！之后，掌声通过！

此时此刻我已经热血沸腾了。几年来的苦思冥想，不就是在等着“她”吗！

“红高粱”——长在贫瘠的土地上，索取少，奉献大，生命力极强……

1994年的一天，我听说著名导演冯小刚来郑州了，我决定听听他对这个项目的看法（我们是在1992年相识的）。当时，我准备把重心放到北京，也想在进京前先做点“拉大旗，做虎皮”的事情。我在电话里说：“小刚，我是乔赢，今晚请你吃饭，顺便有个项目想听听你的意见。”他欣然接受了。

晚上吃饭时，我把红高粱快餐的进京计划告诉他，他说：“乔总，我不懂快餐，但是，我觉得红高粱名字不错，在北京应该能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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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广场，这里做“红高粱”最合适（1）

1994年年初，为了我梦寐以求的“红高粱”，我辞去了亚细亚大酒店总经理职务，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辞职后我就到了北京，一是为进一步研究麦当劳；二是为寻找更多的机会，开个红高粱快餐店。

在我心里，整个94年，只要能选个好位置，开个红高粱快餐店就算过得很充实。

我几乎考察了北京所有的麦当劳，特别是北京王府井大街的麦当劳，人潮涌动的景象深深地吸引了我。在那里，我一呆就是一整天。我观察他们的服务方式、出品速度和营运管理，观察我所能看到的每一个环节——即使到了打烊的时候，我也故意不走，看他们夜班的清洁程序。我常常为麦当劳的精细管理而感动。另外，我还按进店人数和人均消费额估测麦当劳的日营业额——天哪，差不多都在20万元左右！

这哪里是快餐店，这简直就是一台印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