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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的官僚。虽然代表政府的官服标志依旧披挂在身，他们实际上已将伊藤博文写进《宪法》的原则踩在脚下——那不过是皇上“昭示”给民众的一纸文书而已。政府公务员认为，自己是天皇的仆从，而不是日本民众的公仆。在国会政治领袖的背后，一批封建官僚不动声色但目标坚定地拼搏着，反对给民众过多的自由。至于他们的理论根据，则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所谓“造福大众”。 还有其他一些不祥的力量正以极右翼的面目集合到一处：一支庞大的警察机构、专横保守的资本家，他们之上则是日本陆军与海军军官团。这一指向集权、独裁主义的反动势力，在以农业人口为主体、本来已经过于驯良、一心只愿谦卑地趋奉权势的社会里　，获得了自己的土壤。就在日本实现男子###的1925年，《治安维持法》出台。这部法案给警察处置所谓“煽动”或“不敬”罪行以极大的权力——无论确有其事还是捕风捉影。他们从当时“规行矩步的大多数”一边获得广泛支持。具有保守倾向的人总在都市新生代的“道德虚无”面前大惊失色，也为那些思想自由奔放的知识分子的离经叛道而揣揣不安。很多人重提1910年的“大逆事件”。在这个案子里，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后来转向安那琪主义）幸德秋水和另外11人一道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企图刺杀明治天皇，属于一个虽然没有组织，但非常狂热的图谋的一部分。工会活动招致反感，乃至大萧条时期的严酷镇压。 1927年的倒退之后，是1929和1930年更严峻的经济困局——其实正是摇摆不定的欧洲和美国经济形势的反映。作为一个贸易主导型国家，日本可悲地不经折腾：世界经济一咳嗽，日本就感冒。三十年代初，日本陷入经济大萧条的泥淖，乡村破产愈演愈烈。新的保守政治领袖接替了象原敬和加藤高明那样的自由派领导人。“大正自由民权时代”（以裕仁的父亲、1912年到1926年在位的大正天皇得名）难以为继。 新保守派横行无忌的原因之一，是愤懑的少壮派军官组织的形成。他们大多出身穷困农家，对城里人无止境的灯红酒绿忿忿不平，对党派政治家把日本引上民主之路的企图恨得咬牙。和他们的德国同龄人一样，这些人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民主主义。与纳粹极为相似的一点是，他们期望以军事扩张的方式解决日本的经济问题。在国内，他们发起了一个宣传与恐怖运动，其特征是政治暗杀。原敬就是在1925年遭右翼狂热份子刺杀身亡的。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军事阴谋。 这时，明治维新黑暗的一面表现出来了。伊藤博文和他的同僚们曾有意识地将天皇置于日本政治的中心。在某种意味上，他们尽力效仿俾斯麦德国的有限民主——在那里，独裁的皇帝是可以取代首相的。在日本，一项关于“对皇室和民族传统全民尊崇”的吁请，给那批年轻军官的狂热行径提供了上好的伪装。紧随他们的，是贫困和骚动的农村。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在南满铁路靠近奉天附近的柳条沟制造了爆炸，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这个地方本属中国，但根据一则长期协议，正由日本军队占据。在随后的两年间，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全部省份，即以日语重新定名的“满洲国”。军国主义的30年代开始了。受到1932和1936年所谓“偶发事件”指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两次政治暗杀。1932年5月15日，一群陆军和海军低级军官杀害了首相犬养毅和其他重要政治领导人。1936年的所谓“二二六事件”，是另一起预谋军事政变，造成多名内阁大臣的死亡。最后在天皇直接命令下，为近卫师团所镇压。（英译者注）的威慑，文官走得比右翼还远。 对此曾作出抗争的知识分子分布于广泛的政治谱系：从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像矢内原忠雄那样的自由派。他们这时都受到迅速崛起的政治强权的压迫。反之，大资本家们迅速领悟到，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是获得原料供应绝好的机会。在他们看来，那片被征服的大陆，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正如大约75年前英国以类似手法取得殖民地时所声称的一样。咚咚的鼓声和清脆的喇叭声，让日本普通士兵和百姓一时忘了他们的忧烦。 进入30年代以来，年复一年，明治维新一个关键的缺陷变得愈加明显：陆军与海军将领们只须向天皇、而无须向文官政府任何部门述职。实际上，如果陆军和海军不派出现役的将军、元帅出任政府的陆海两相，内阁根本就组不起来。籍着这一特权，高级将校怀着对愤世疾俗的少壮军官的同情与谅解，开始扭转民主潮流。 “昭和维新”的军国主义者——昭和是裕仁时代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