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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必要前提：6000万吨钢铁加上4亿吨粮食加上四个现代化。

人们十分耐心地排着长队在购买伟大的世界名著，列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和夏洛特·勃朗蒂夫人开始正式地浮出水面，一个叫卢新华的男生成为所有在这个时期做着作家美梦的上海的青春男女的共同偶像，这就如同一个叫周杰伦的男生在今天成为无以计数的上海年轻男女的偶像。

这个时候，上海的年轻男女并没有也不会意识到一个叫食指的诗人始终如一地表达着的对“制度”的愤怒，这种愤怒中存在的力量某种意义上可以与那个“古拉格群岛”上的索尔仁尼琴相提并论；

这个时候，上海的青春男女，不会也不可能关注着发生在1978年11月8日南美洲圭亚那的一次人间惨案，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带着他的全部信徒在密林深处集体走上天国之路，一直要到很久之后，中国的一个诗人才在《琼斯顿》的诗歌中对这次死亡事件作了一次庄严的回应。

这个时候，很少有人能够洞察到当时“阳光情感”背后的空洞性、虚幻性，他们也不具备这样的智慧洞察到后来中国左派布尔什维克即将发起的对西方文化的严厉批判。

在美国记者琳达·马修斯《北京正处于美国文化侵略的前夕》的报道中，她是如此记载当时北京（因此也一定是上海）年轻的城市男女的心情：

数以百计的中国青年在欢度1978年除夕时，跳舞直跳到黎明。一个20岁的女学生在观看她的朋友随着“星期六夜晚之狂热”的音乐练习舞步时，“我就爱这种美国音乐。”

这个时候，在上海江宁路702弄的江宁别墅中，一户姓曹的人家也正沉浸在1978年的“阳光心情”中。

十二年以前，“造反者”来到这里，先将曹先生家中的所有红木家俱一网打尽，随后，因为在曹先生家中抄不到细软而心犹不甘，便将曹先生与他的太太押到不同房间中进行所谓的“背靠背”审训，最后从曹先生的太太口中诱骗出藏在曹家大姨妈家中的全部细软。

十二年之后，曹先生在1978年的“阳光政策”中获得人民币8000元左右。那天，他把五个子女叫到自己的房中，说：你们的姆妈跟了我一辈子，也为你们做了一辈子，因此，我想，补到的这笔钱全给你们姆妈存了起来，供她未来生活所用。你们呢，每人发个100元，算是大家高兴高兴。

那天曹家一片欢声笑语，曹先生的儿子曹忠铨也特别激动，这个经年在海上漂泊、有着作家之梦的男儿，那天悄悄地做了这么件事：将他的100元喜钱汇给了此刻还在安徽插队落户的大阿弟。在汇款单上他这么意味深长地写着：阿弟，一切正在改变。

同一时间但不同地点和空间，生活在当年老上海卡德路一带的朱寿昌先生，也在某个早晨清晰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天终于变了。

与尤大宝非常相似，朱寿昌也是那个时代的“小开”。1949年前，他的父亲拥有两家玻璃厂，家中还有一辆“奥斯汀”轿车。49年后，朱的父亲经历了大陆中国所有资本家必经之路：先是三反五反，随后公私合营，再随后拿取定息。在父亲强大的资本庇护下，长子朱寿昌无须担心衣食住行更无须忧愁油盐酱醋，即使遭遇三年“自然灾害”，朱寿昌也没有多吃南瓜面疙瘩，罐头食品有效地补充了他体内对能量的基本要求，他因此深刻地记住了“午餐肉”那份独特的口感和香味。作为“小开”，他唯一遗憾的是不能再去“大都会”、“仙乐斯”、“百乐门”、“埃尔令”等等舞厅，这让他的生活失去了一份自由自在的“蓬嚓嚓”。

转眼到了1966年，到了令朱寿昌狼狈不堪的日子。

朱寿昌一家原先独自享用一幢石库门建筑，这时，一家五口人被赶到了一个三层阁楼中，在那个假三层的老虎天窗下，已是高中生的朱寿昌，如同张震那样地凝望着天空，敢怒不敢言地打发着只有咸菜抄毛豆至多加糖醋咸带鱼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每个酷热的夜晚，当高温仿佛要窒息了他的生命，浸泡在冰凉井水中的“华东26号西瓜”是给予朱寿昌的唯一快乐，他不敢想像其它的东西，更不敢想像后来在上海最出名的新雅饭店中的那顿豪吃。

1978年，过去的工商业主由于历史性的平反而进入了国家退款、退房的阶段，如同曹忠铨的父亲，朱寿昌的父亲也被补发了8000元人民币。作为家中的长子，朱寿昌的父亲给了儿子2000元人民币。朱寿昌给太太买了一个99金的金戒指，他在自己的手腕上则套上了一块“英纳格”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