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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连碗猪肝面也吃不起！根本不可能！

问：那时候吃碗牛肉面，就是打牙祭呀！

柏杨：牛肉面！那还得了？那是富豪之家呀！

问：（笑）四川牛肉面，很辣很辣，现在在爱荷华也吃不到！

柏杨：胜利以后，我在东北大学已经毕业了。同学们说，到沈阳去玩玩吧！我冒险精神也蛮大的，到沈阳去吧！我在沈阳办《东北青年日报》，在辽东学院教书。后来我就跑到北平。

问：1948年吗？

柏杨：1948年。饿得发昏——北平路旁有“茶汤”摊子。我和一个朋友在街上走，饿得口水都流出来了，没有钱吃一碗茶汤，那是我特别喜欢吃的。我一面走一面骂：“什么东西？挨饿！活该！你没有本领！”朋友问我：“你骂谁？”我说：“我骂我。”我没有能力，我吃不起茶汤，我就应该骂自己，谁也不能怪！

炉边漫谈（6）

问：你什么时候离开北平？

柏杨：1949年。

问：我和你同时在北平！

柏杨：我到青岛……

问：经过潍县，对不对？

柏杨：对！

问：我们走同一条路线！

柏杨：我们五六个人走到青岛，住在一个学校里，穷得干净利落！我到菜市场，身上只有一条裤子。一块钱，人家说，好！要！我就当场脱下裤子给他。那时候也二十八岁了，大学毕业，在辽东学院当副教授，居然饿得当场脱裤子！后来到上海，住在临时搭的难民收容所；从上海就到了台湾，上海还在打仗……

问：那怎么能说共产党把你俘虏过去了？

柏杨：我从来没有被俘过，但调查局说我被俘虏三天！思想是累积成熟的，三天就变了吗？但三天却是“加入叛乱团体”——就挂上了钩！挂上了钩就是死刑。我到了台湾简直没办法呀！我的脾气又不好，老犯上。

问：你的这些生活经历对你写作都有影响？

柏杨：是。我对“苦”很敏感，现在有人觉得我花钱花得太厉害……

问：是报复心情。

柏杨：不是报复心情。我说，第一，我受过这么多的苦，我知道钱的重要，但是，我不吝啬……

张香华：这和他的性格有关，大来大去。我们约会时候，他穷得要死，上街要坐出租车！我说，算了吧，别坐出租车了。他偏要坐出租车！（苦笑）

柏杨：（望着妻子笑。转向聂华苓）但是，我本身没有享受，吃碗炸酱面就满足了。我也不讲究穿，我唯一的消耗就是抽烟。我帮助人，我的方式是通过工作来帮助。譬如编个文学年鉴，我花钱；假若我没有钱，我可以做吗？我写《异域》，写到苦的时候，写到小孩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小女儿才两岁，书桌就摆在床前，孩子睡在床上，听她呼吸，看她小脸蛋，我就忍不住会哭。我写过一篇母亲生产的小说，那时候，我女儿就要出生了。暴风雨，我身上带的钱不够。心里真难过，恐怕要难产；如果难产输血，马上就要缴钱！我想，万一要输血的话，往哪里去借钱？我一个人在走廊上走来走去。万一有问题的话，真是只有死路一条！后来我就写了一篇那样的小说。恐惧、贫穷、困难、走投无路。人在困难的时候，“恶”的一面会发挥出来，同时，“善”的一面也会发挥出来。可惜的是，人到了绝境的时候，他发挥善的这一面时，别人已经看不到了。

张香华：为什么看不到呢？

柏杨：人临死的时候，讲的话，做的事，谁看得到？

问：或者是你正在倒霉的时候，谁理你呀！

柏杨：是呀，我写的主要是社会的不公平。我只希望读者读了以后想：为什么主角这么受苦？可能我的表达方式不对。人家说看了我的小说觉得很难过——得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怪悲伤的。

问：看了难过，你就会想：人为什么会这样？你就要思索。

柏杨：但是，人不喜欢思索！我写了一篇关于离婚的小说（转向妻子）。你看了，你不赞成。

张香华：我不赞成，不是情节问题，是你处理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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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边漫谈（7）

问：处理的技巧，是什么问题呢？你不赞成。

（张香华望着丈夫笑笑，没做声）

柏杨：我还写了一篇小说。一个小职员，商人行贿时，他拒不接受。他祷告上帝：“我的孩子病了，发高烧，我没有钱，怎么办？”商人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