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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乡人眼中,冀中平原又是怎样的呢?原籍广西的吴西将军回忆起他初抵冀中的印象:这里视野开阔,另有一种泥土芳香的新鲜空气。村子砖房瓦舍,人丁兴旺,村中的老百姓,男的有的带礼帽,很多人头上包着白毛巾,不论大人小孩,衣着较好,干净整洁,文化水平高,很有礼貌,抗日热情高涨。
说冀中“富饶”,不难理解。说冀中“文化水平高”,就不由让人有些疑问,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河北省的乡村,能有多高的文化水平呢?中国社会学界前辈李景汉先生于1932年发表了他主持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据该调查统计的数字,定县62村中具有中学及中学以上 文化程度的人有男275人,女32人,共计307人,平均每村有4至5个中学生。这307个人中,甚至还有4个日本留学生,2个法国留学生,1个美国留学生。着实不简单。另据抽样调查,当地文盲约占67%,半文盲约占4�2%,非文盲约占28�4%。识字的大致可以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在旧中国,已是相当难得的了。或许有人要说,定县位于平汉线上,读书人多些不足为奇。其他地方呢?当年的数据表明,冀中腹地的教育水平也不差,一份当年冀中行署的资料这样说:冀中区地方富庶,交通便利,且接近平、津、保、石等工商业及文化中心城市,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较多,事变前(指1937年卢沟桥事变)文化教育事业便相当发达,除沿铁路线的城镇不计外,在中心地带深县等二十六个县内,就有十所中学,164处高级小学,4482处初级小学,同时各县都有简易师范学校,因此除东部个别县份外,社会文化水平一般的比较高。冀中青年,到平、津、保求学的非常多。
比如高阳县东南30余里的庞家佐村,这么一个“在冀中平原上,这算是一个中等村庄”的村子,居然有“一个男校和一个女校,”而且“学校里四书五经全被排除在外,一开始就向学生进行白话文的教育。”
看来,说冀中这地区文化水平高,还真是有根据的。冀中几乎村村都有在外求学的学生,外面的世界出了些什么事情,消息很快就会传到冀中。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如此。
毛泽东对“一二·九”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为什么说“一二·九”运动是“准备思想”的运动呢?因为“一二·九”运动冲破了思想上的禁区。“从思想上解了冻,什么都敢想也敢说了。”在“一二·九”运动前,抗日成为禁语,侵略者被称为“友邦”,人们是敢怒而不敢言。“一二·九”运动后,人们长期被压抑的积愤之气,爱国之情,一下子喷发出来。人们纷纷谈论着:“蒋介石能抗日吗?不能!”“安内攘外对吗?不对!”“中国抗战依靠谁?依靠四万万中国人民!”当局的水龙和大刀,同学的鲜血,民众的鼓励,使得每一个积极投身于“一二·九”运动的人懂得:要抗日,就要靠自己,就得靠民众,政府是靠不住的;要抗日,就要遵循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只会断送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为什么说“一二·九”运动是“准备干部”的运动呢?因为“一二·九”运动的确锻炼人,成长出许多优秀的人才,后来都成为抗日干部。在地下党的领导下,12月9日后,北平学生上万人又于12月16日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连平时不关心政治的书呆子都走上了街头。这次大游行后,地下党又及时组织同学们南下农村宣传抗日,坚持罢课,反对开除,逮捕进步学生,开办野营训练班,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各种活动,实际上一直延续到1937年“七七”事变。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同学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实际的锻炼,少了书生气,多了英豪气。抗战爆发后,同学们纷纷奔赴各地,直接参加抗日斗争。在平、津、保等地念书的冀中子弟,许多人回到家乡,其中不少人成长为优秀的抗日干部。像后来担任冀中抗联主任的史立德,任深泽县县委宣传部长的王亢之等等,都是“一二·九”运动时的学生领袖。当年有首歌,唱的是“黄河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