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2/4 页)

化的。例如，梁武帝拿问犯人，使唤的竟是明代的特务机关锦衣卫；处人的极刑是跟明代酷刑相一致的剥皮揎草；唱的丽词艳曲，大多是明代特有的民歌俗曲。这种历史失真现象，也表现出《禅真逸史》与明代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所以作品揭露的上述矛盾，正是明代中后期昏君庸主崇释好道，宠用奸佞，朝政腐败，以至外族入侵、危机四起的现实矛盾的反映。《凡例》所谓“欲期警世”者在此，徐良辅序所谓“其间挽回主张，寓有微意”者亦在此。从这种现实性出发，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明代政治的、宗教的、民俗的、艺术的诸种生活的情状。其间“圣主贤臣、庸君媚子，义夫节妇、恶棍淫娼，清廉（女幸）直、贪鄙奸邪，盖世英雄、么么小丑，真机将略、诈力阴谋，释道儒风、幽期密约，以至世运转移，人情翻覆，天文地理之征符，牛鬼蛇神之变幻，靡不毕具”。这种驳杂斑斓的色调，有助于我们对明代的社会实际生活有更具体、广泛的认识。

应该指出，《禅真逸史》也充塞着不少思想糟粕。它有儒家的忠君思想，纲常名教的教条，顺天知命的天命论观点，也有释、道两家根深蒂固的虚无主义、无为主义，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等教义，和发源于宗教迷信的神仙法术，真是处处可见，无孔不入，使小说笼罩了一层宗教性的迷雾。不仅如此，作者从儒家的天命观和纲常伦理观念出发，在主要人物身上，鼓吹急流勇退、顺天安命的妥协精神；从道、释二家清心寡欲、委弃红尘的教义出发，安排了修真慕道、飞升霞举的归宿。这样，作品所描述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就被弓；上一条投降的道路，并以失败而告终。作者对投降主义的沤歌与提倡，集中暴露了作者政治思想的阶级属性。总之，由于《禅真逸史》在思想上把儒、释、道主教合为一体，这就必然给作品带来它们固有的消极思想。

《禅真逸史》出现于明代末期，这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都已相继问世，传统的历史小说、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和人情小说的艺术成就，都得到高度的发展。在一个个艺术高峰面前，作者既缺乏才力，又缺乏胆识，不能另辟蹊径，而是力图把传统小说的不同内容和艺术手法融合在一起，兼收并取，渗透综合。所以，从作品反映的南北朝历史背景，从这一百余年发生的历史、社会事件和一系列真实的历史人物来看，自始至终都有浓厚的历史气氛，叙事方式也接近于讲史。它对《三国演义》的一些模仿，也留下了历史小说的印记。与此同时，它又受到《水浒传》的强烈影响，不仅书中那些锄奸去恶、替天行道的英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士，都好似梁山上的好汉；就是其中的情节语言，也经常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表现出着意师承《水浒》的痕迹。此外，它还注目于市井小民，帮闲蔑片，加强社会风俗画的色彩，大有《金瓶梅》的笔法；旁门左道、神仙幻术的穿插，又是《封神演义》、《西游记》一类神魔小说的手段。可见作者虽有博采众长之功，却无艺术独创之力。这样一部综合体的小说，就成为我国话本小说不同源流汇集后的产物。虽然如此，这部小说仍有不可抹煞的优点，如气格宏大，情节动人，针线密缝，血脉流贯，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畅达传神，这些都非三流小说所能望其项背。

作品中所写的人物，如东魏的高欢、高澄、侯景、丁和，梁的萧正德、谢举、傅岐、朱异、张绾，齐的和士开、穆提婆、段韶、韩长鸾、张雕，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他们的行事与性格也大致有凭有据，不曾随意杜撰。这有利于创作一个历史感的氛围，表现出历史小说的特质。但作者一进入主要人物的创作，便换了一副笔墨。书中前半部所着力刻画的林澹然、钟守净，便是虚构的角色。六朝僧传中既没有澹然这样的高僧，史中也无武帝临幸的妙相宝寺。作者以灵动的文字，描摹结撰，而神态毕肖，颇见工力。后半部写的杜、薛、张三人，则在半虚半实之间。说它实，是因为他们确实起过兵，打过仗，拥兵称王，威震一时，曾使朝廷大伤脑筋。但是，他们是隋末分别在江淮、陇右、许州兴起的几支武装力量，彼此从未联合，根本不是“三结义”式大聚义。他们的身分相距很远，杜伏威贫困出身，张善相做过下层小吏，薛举一开始就是地方豪右，缺乏结义合作的基础。他们起事的时候，北齐早已灭亡，段韶已经去世，对他们进行军事镇压的主要是隋炀帝和李世民，小说写他们同受齐主、段韶招抚完全不实。况且，北齐时代，疆域窄小，西部边界不过山西、河南，西秦、巴蜀属北周地盘，齐主何能封西川的楚州、沪州、信州作三大王的封地？他们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