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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专门请十三军的头领吃了顿饭，送了人家两根金条。那个十三军头领拍着胸脯担保说，孙大哥，请你一百个放心，你的孩子交给我了，我一定会把孩子带好。

临出发的时候，孙丙豪最小的妹妹孙转五岁了，抱着哥哥的腿哭着不让走，孙丙豪抱起妹妹，亲了亲泪脸蛋儿，毅然决然地走了。就是这么一个###，让妹妹永远记下了哥哥的样子，也让孙丙豪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亲人。

后来，孙转的两个姐姐出嫁了，在她母亲临死前，把她嫁给了高楼街一个贫农家庭，条件是把孙转母亲一并接来过日子。孙转的母亲到孙转家以后，一病不起，在咽气前，喊的最后一句话是：“小豪，小豪！”孙转当然懂得母亲的心思，她虽然在脑子里想象不到大哥现在的模样，潜意识里却牢牢地记住，有一个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的大哥。

孙转的日子过得不错，大儿子考上了县高中，每当回到家里，孙转就跟他念叨：“你那个丙豪舅舅也不知活着没有？要是能够联系上就好了。”孝顺的儿子很在意母亲的念叨，灵机一动，想起在学校里的黑白电视机里，曾经看到过《海峡之声》节目，知道里边专门辟有《两岸寻亲》栏目，就让母亲出钱，买一台高档收音机，寻找有没有类似的节目。母亲痛快地答应了，给了儿子八十三块钱，买了一台“春雷牌”收音机。一听，果然有类似节目，只不过集中在短波1、2频段，在中波段收听不到。

收音机这东西，在20世纪80年代，很快兴盛起来。最初的起因应当归功于东北的评书演员刘兰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有一个评书连播，所有播出的节目中，要数刘兰芳的《岳飞传》，在群众中引起的轰动最大。几个月里，老百姓对刘兰芳播讲的岳飞和岳家军的故事如痴如醉。许多人到了田间地头，还在津津乐道地学着刘兰芳的腔调：“只听得‘嗬朗朗’一声响，从山后杀出来一员猛将，金兀术倒吸一口冷气，我的妈呀……”

这个评书，最初在各家省级电台相继播讲的时候，我家乡里的收音机还不太多，只有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才买了这种玩意儿。到了中午十二点，我们省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刘兰芳评书的时候，好多人挤到这些人的家里，听得入迷，听不完就不回家吃饭。如果漏听了一集，就会留下无穷的遗憾。有收音机的人家，有的人很喜欢大家来听评书，当成一种荣耀，把声音开得很大，招徕乡亲们作为听众。有些人则不喜欢别人来分享这种快乐，一见人来得多了，推说干电池鼓了，向外流白糊糊了，没劲了，故意把声音开得很小，让大家失望。其实没有多久，挤到这些家里的听众逐渐减少，原来他们也都凑钱买来了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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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机（2）

到了后来，我们山里的收音机，已经相当普及。好多家庭，不是一家一台，而是两个到三个，只有这样，在收听广播的时候，才可以各取所需。城里的小朋友最爱听的“小喇叭广播”，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常常听不到，因为在播送的时段上，不是为我们乡下的孩子设置的，等他们放学回家，这个节目早已结束了。牛把们的床头都放着绿白相间外壳的“黄河牌”收音机，他们一边喂着牛，一边听着豫剧，是很惬意的事情。有时躺在床上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把收音机蹬掉在地上是常有的事情。摔得没有声音了，拍一拍又会响了。老百姓说，这收音机不是“黄河牌”，是“震荡牌”。

这种收音机，配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共称“三转一响”，是当时时髦的陪嫁物品。不同的是，同为“三转一响”，品牌不一样，档次也不一样。比如收音机，上海产的“春雷牌”就比“黄河牌”好了数倍。老百姓用的是大众化的“黄河牌”，只能收听中央一套、二套和地方台的调幅广播信号。少数人用的“春雷牌”，不仅可以收听上述节目，还能搜索到兄弟省市的广播电台节目，而且具有短波1、2频段，拔出不锈钢天线，还能收听到许多听不懂的语言，夜深人静时，连“###”和台湾的广播也能收听到。只不过听不上一两句，“吱吱”啸叫的干扰电流声就把这些反动宣传淹没了，稍微移动一下位置，还能够听到断断续续的广播。这种收音机，另外配有收听立体声调频广播的功能，在省级以上的大城市里可以拨动一个转换开关，收听纯正清晰的节目，可惜我们那里，县城里还没有发射调频信号，有这个功能也用不上。

这就够了。孙转的儿子，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了寻亲类节目以后，欣喜若狂，根据孙转的嘱咐，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寻亲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