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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们讲故事，做好吃的；她带孩子们游览了郑州美丽的市容市貌，参观了科技馆，还到她原工作单位和省妇联、省统战部、省文史馆、九三学社等单位“串亲戚”，所到之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给了孩子们少有的爱的温暖，让他们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 ——2001年她获得2万美元世界卫生组织奖金和1万美元福特基金会的捐赠，外孙想用这笔钱买辆汽车，动员姥姥说：“我开车您来坐，让您晚年享受现代人生活。”高教授没好气地骂外孙：“滚开，穷人得病没钱治，连饭都吃不饱，你还想买汽车享受，没门！”她随即用这笔钱加印了12万册书，又寄钱给她平时探访掌握的急需救助的艾滋病病人和艾滋孤儿。&nbsp&nbsp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高耀洁——中国的德兰修女（2）

我曾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首先我是个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再者，人要是只为己而活没什么意义，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就不配做人。尤其我们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炎黄子孙，更有辱于我们的祖先。” （三） 高教授没料到的是“防艾”之路艰难坎坷，她为此付出的不仅是金钱，还遭受心灵的创伤、人格的贬损、精神的压力。从发现第一例因输血感染上艾滋病的病人后，这些年她自费乘车或租用汽车到艾滋病疫情高发的100多个村庄走访，接触到的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千人以上，所听所见死亡者处处皆是，甚至一家几口死亡。他们绝大多数是因贫穷卖血惹的祸。当她把实情公布于众，告诫群众“要遵守政府法令，再穷也不能到非法血站卖血”时，便遭到一些人的责难，说她误导艾滋病传播的途径，损害了地方形象。外出讲课屡屡受干预，去农村宣传常遭堵截或驱赶。她仰天发问：“饱暖思淫欲”，难道这些群体发病的贫苦农民甚至几岁的孩子会有可能吸毒和做那种“脏”事吗？ 高教授出版的图书《鲜为人知的故事——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众读本》里面有几幅人体相关部位的插图，有人借此指责她的书是“黄书”，还说她也是个艾滋病病人，要人们远离她和她的书。高教授气愤地说，醉翁之意不在酒，说我什么没关系（高教授不是艾滋病病人），真正的黄书或许当成“高雅艺术”公开出售、供人欣赏，还怕我的这几幅“丑得目不忍睹”的医用照片教唆人犯罪不成？ 最近这几年，高教授花大精力和本钱救助艾滋孤儿是有起因的。那是几年前的一天，她来到某“艾滋村”，见一个几岁的男孩握着小拳头喊着“长大了我要杀他哩”。高教授上前问他杀谁，他说：“抽我爸爸血的人！”村里人介绍，这样的孩子还不少，说长大了要杀“血头”， 给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死去的父母报仇，一个男孩子还在自己手腕上刺下了“仇”、“杀”字样。“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高教授意识到这些被艾滋病夺去父母生命的孩子从小心里就种下仇恨的种子，如果我们不正确引导教育和关爱他们，将来会难免生祸殃。高教授先是寄钱资助，1999年至2002年3年间就寄出了8万多元。后来发现这些钱不能真正送到受助孩子手里，常被他们的亲属拿走，有的还用来吃喝或赌博。学龄儿童不能上学，上学的孩子中途辍学，还常遭他人欺凌、打骂，甚至威逼十多岁的小姑娘嫁人。高教授坐不住了，找政府部门、找妇女组织为孩子争取合法权益，四处奔走找没有子女且条件好的人家收养这些孩子，并亲自为孩子检查身体，协助办理合法手续。2002年，6名孤儿先后在她的山东老家找到了新爸爸、妈妈，得到良好教育，过上正常孩子的生活。然而，有人说她“拐骗儿童”，还差点吃上官司。高教授说：“我和老伴每月有四千多元的工资，生活费用不到1000元，这么多年没舍得花一分钱买件衣服，都用在‘防艾’和救助上面了，世上有我们这样拐骗儿童的吗？” 艾滋病目前还是世界上没有药物可以治愈的病。“预防胜于治疗”，加强宣传教育，增强防范意识，才是国人抑制艾滋病最好的办法。可是，有那么一些自称“包治艾滋病”的医骗子和所谓专家、教授等用各种手段诈取艾滋病患者的钱财，这让高教授痛恨万分。她专门写了揭露这些骗子的宣传材料，警惕人们不要上当受骗。然而有人却对号入座，把她告上法庭，要她赔偿“贬损名誉”损失。虽然法院最终判她胜诉，但也留下无尽的思索。她说：“如果今天世界上真有人研制出能治愈艾滋病的药物，那他就可以得‘诺贝尔奖’了。像这样有的连医生资格都没有，所谓研制的药物没有批号，干违法事的人就把我送上了公堂，说不定以后还会吃啥官司！”高教授感到有些疲惫了…… （四）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