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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年复一年，邓小平的劲头越来越大。他在位于中国渤海湾海滨的北戴河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水中游了一会儿，接着对他的朋友说，他感到精神抖擞。他说，“我的任务是设法活得长一些”，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中国。

邓在他的新长征中有自己的秘密盟友，这就是年轻的一代，特别是象他家那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家庭中的年轻一代。中国的青年一代和老一辈人之间的关系，从未象现在这样因共同的经历而变得如此密切。不仅象邓这样的老一代在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年轻一代引进了新思想、新见识，他们的许多新思想和新见识出乎意料地来源于美国。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在美国学习。如果现在中国的制度中大量地吸取了私人企业、利润刺激、个体化和企业家精神的话，那并不是偶然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回国后，向他们的父母亲介绍了他们对西方的亲身感受。

在进行新长征的同时，中国实行了邓小平所说的“开放政策”，经济、技术和贸易实行开放，学习外国文化，其他思想体系和学习外国的技术，使中国得以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创造洋为中用的方法。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开放政策”不象中国式的政策，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事实并非如此。在唐朝（公元六一八年——九零七年），当时中国的首都还在长安（今天的西安），中国号称有多达一万名外国人，这个大帝国的繁华首都里能看到各国的男女专家、艺术家、商人、学者等等。随着最后一个朝代清政府的衰败，孤立主义、闭关自守、排外主义的倾向日趋严重。中国的革命运动从来都不是内向的。它向中国境外，向海外——向日本、美国、法国、德国和俄国汲取各种思想和启示。

正如历史学家李锐所指出的，这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态度。毛“对西方不感兴趣”；他的社会比较封闭，更符合前清的传统。邓则相反，他如饥似渴地寻求新思想，对中国从西方获得的新东西非常感兴趣。

自长征结束至今已有五十年了，这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长征已给中国的面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意识，使这个国家出现了许多世纪来所缺乏的精神与团结。它甚至证明了其威力足以克服毛泽东本人晚年可怕的异想天开，从而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一条毛根本不会选择的道路，但目前人们对长征的认识还是很不完整的。也许中国人会说，再过一二百年，我们也许能真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次长征。眼下我们可以象中国那样来看待长征——这是一次充满了集体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希望的举世无双的行动。

编后记

本书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美国的著名作家和记者，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今年已七十八岁。在他漫长的记者和创作生涯中，曾为反映现代战争而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他的足迹深入到苏联卫国战争前线，遍访世界大战的许多战场，以他犀利的目光和鲜明的观点，揭露了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及其内幕。他的许多报道和作品早已誉满美国、蜚声世界文坛。他的名著《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已成为反映二次大战中苏联前线情况的经典作品。这本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书在一九八五年十月在美国一出版，立即引起全美的轰动，《时代》周刊等许多报刊大量报道，接着欧洲、亚洲一些主要国家也竞相表示要翻译出版。

从事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写作，是索尔兹伯里多年来的夙愿。他极其崇敬埃德加·斯诺，并深受其感染和影响。埃德加·斯诺在其《西行漫记》序言中曾写到：“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索尔兹伯里今天以实际行动完成了这位先行者的未竟事业和意愿。为了写作此书，索尔兹伯里在十多年前就开始酝酿和准备。他收集和研究了大量有关长征的各种不同来源、不同观点的材料，并于—九八四年专程来到我国，在他的好友谢伟思和他的七十岁的妻子夏洛特的密切合作下，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了实地采访。他以红军般的勇敢和坚毅，不顾年迈（当时七十六岁）有病（心脏病），怀揣心脏起博器，带着打字机，爬雪山，过草地，穿激流，登险峰，中途战胜病痛折磨，坚持越过了千山万水，穿过七八个省份，历时七十四天，终于从江西到达了陕北，完成了他自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寻访。沿途他考察体验了自然界的复杂地理环境和多变的气象，向老红军、老船工、老牧民们了解历史和现状，了解民俗风情，遍觅革命遗迹，博采轶闻轶事。更为重要的是，他有机会亲自访问了参加过长征的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