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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的天下，—到晚上就成了游击队出没的地方。陈毅和他的部下常趁着夜色离开隐蔽地点，来到村子里，补充给养，侦察地形，偶尔还打个伏击。消灭几个麻痹大意的国民党士兵。他们甚至在村子里召开会议。游击队分组下山活动，每组人数从不超过三至五人。正是在这些日子里，陈毅写了“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著名诗句。

一九三八年八月，项英告诉埃德加·斯诺说，一套棉布军装他穿了两年。晚上，不脱衣服，也不脱鞋，只要稍有动静就立刻转移。游击队的战士甚至能像野兽那样嗅出陌生人的气味，即使像从落叶上走过发出的沙沙声和小树枝被折断这样细小的声音，他们也能听出来。他们还能一眼看出草地上是否有人走过。

粮食是个大问题。山上能吃的东西少得可怜。只有向村民买。在这方面，可以说，地主救了游击队。地主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给游击队送钱，有时还给大米，以换得平安。游击队警告地主，不把钱和粮拿出来，就别想保住房子、庄稼和家小。游击队在夜里进村取粮，有时也由村民直接送上山。遇到国民党巡逻队在山上搜查，农民就把米袋放在山坡上，留待游击队自取。地主很少向国民党透露游击队的消息。他们知道，一旦游击队发现他们告密，他们不是死便得逃。

地主甚至为游击队买枪支弹药。数量虽然不多，但当时每支枪都非常宝贵。游击队能缴获武器的机会不多。当然，地主的枪是从国民党那里买来的。

女游击队员负责搜集情报。她们打扮成老百姓，出入村子比男队员更方便。每隔六或七英里就设一个联络站，传递情报。

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李乐天司令员的妻子就是在村子里被一名国民党巡逻兵抓走的。她躲在农民的草棚里，敌人还是发现了她，把她枪毙了。当时红军面临的教人不仅仅是国民党，还有内部的叛徒。

黄长娇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

用黄长娇自己的话来说，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北上抗日时，她在瑞金做党的工作。她奉命参加了长征，和贺子珍一起在后卫梯队的一所医院里工作。贺是毛泽东的夫人，也是黄的朋友。

部队出发后，先向南行，在会昌附近渡过于都河，然后向安远和广东省界进发。途中，部队停下来进行了改组。黄此时已有身孕，上级决定让她和其他五位妇女留下。她们纷纷表示抗议，但上级命令她们留在苏区，进行“地下斗争”，她们只得服从、到底是谁决定把她们留下，动机是什么，大家都不清楚。可以肯定，这些妇女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这些人中有黄长娇，有古柏的夫人（也已怀孕），还有梁柏台的夫人周月林。

上级决定把她们送到闽西，黄由于怀孕，有一匹马。但是这匹马有一天跑了。最后，她们翻山越岭向东定去，一路上要躲避国民党的巡逻兵。到达福建长汀的水口时计划又变了。有人决定要她们返回瑞金附近的山区。古柏的夫人刚生了个男孩，她只好把孩子留给一户农民，和其他妇女一起上路。

黄回到瑞金县，成为山区一个地下小组的组长。这时，当地一位党的书记要她装成农妇下山生活。她表示反对，但这位领导人坚持要她服从。黄说她既不会说当地的方言，又不识字，敌人会很快发现她。但他仍然固执己见。根据党的规定，黄离开时应发给二百斤大米和二十块银元，但他只给了她大米，把二十块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几天之后，这位书记投降了国民党。

黄独自住在焦火山一带的密林里，饥肠辘辘，走投无路。她的分娩期快到了，于是她下山躲进一座小窝绷里。当晚意外地来了一支游击队。原来这棚子是游击队的联络站。这支游击队有十八九个人，是山区三个小分队中的一个。

黄对游击队长刘国新说：“我失去了联系，现在只剩下我一人，没有地方可去。”刘同意让她加入游击队。游击队员每天只吃一顿饭，而且要到半夜进了村才能吃。他们不敢生火，怕国民党发现。黄马上就要生孩子，游击队觉得让她继续随游击队一起活动有些不妥，于是劝她留在一户农民家里，当游击队的联络员。白天她在山边摸情况，晚上到一座古庙里去汇报。她还把米装在空竹筒里送给游击队。后来由于叛徒出卖，游击队员全部遇难。从那以后，黄独自一人象个农民一样住在山上，一人生活，整天低头不语。人虽然活着，但完全失去了与革命的联系。一九四九年，世道变了，她才公开了自己的身分，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成为县人代会的一名代表。她是同一小组留下的五个女同志中唯一的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