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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少量的白菜是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老百姓穷得吃不起粮食，……老百姓自称‘干人’——什么东西都被榨干了。三种盐：阔人吃白的，中等人家吃褐色的，穷苦大众吃黑盐巴。……

到处都是又黑又烂的茅草屋。玉米秆和竹片编成小门。……老百姓从地主旧谷仓地里挖掘陈米。和尚称之为‘神米’——老天爷给穷人的米。“

贵州农村的贫困状况给农民出身的曾宪辉出了难题。作为干部，他的任务之一是监督没收那些富有的地主和富农的财产；然而在贵州东部，他找不到多少地主和富农。对于少数民族，红军又有严格的规定。处理少数民族问题要十分慎重，因为他们曾经受到汉族地主的残酷剥削。一九八四年，曾宪辉还记得当年的情景，那些衣衫褴褛；几乎—丝不挂的人们蜷缩在路旁。红军把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衣服分给他们。至于鸦片，曾宪辉记得，当时打开存放鸦片烟土的仓库，让大家全拿走。他说红军不需要鸦片。

曾宪辉的回忆也许不完全准确。鸦片在这个落后地区是值钱的东西。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当时在贵州，鸦片通常代替货币流通。曾宪辉记得很清楚，红军没有销毁鸦片。他说：“我们打开地主的库房让农民把鸦片拿走，因为这些东西是他们用劳动和汗水生产出来的，是属于他们的。”

从于都河开始长征之时起，红军指挥部里就出现了缓慢而微妙的变化。损失惨重的湘江战斗之后，指挥员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这时毛泽东越来越活跃起来了，他经常周王稼样和洛甫商量问题；有些将领也悄悄地同毛泽东谈问题。越来越多的下级指挥员表现出关切甚至惊恐。很明显，由于伤亡实在惨重，部队减员太大，因此重新整编，势在必行。

周恩来是一个严守纪律、性情温和、有教养的共产党人。据人们所知，党的规定凡已形成决议的，他总是坚决执行，从未抵制过。然而，这时他似乎也对李德失去了耐心，这是人们所知道的他对李德的第一次反抗。通常麻木不仁的李德也开始感觉到了这一变化。

红军过了湘江进入山区之后，军事压力减轻了。两广的地方军队确信共产党军队不会进入他们的地盘，便掉头回去了。湘军似乎只是在红军的后卫虚张声势地骚扰一番而已。只有薛岳率领的国民党嫡系军队继续与红军齐头并进，但他们也避免与红军交战。

一天夜里，在五岭苗族县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约午夜时分，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被一阵“救火！”，的呼叫声惊醒了。他听见火焰发出哗哗剥剥的声响，急忙从床上跳下来，发现周恩来的住房着火了。他帮助周思来离开熊熊燃烧的房屋。这时，街上已挤满了人。其他领导人也来了，其中有国家安全局局长邓发。看来很可能是有人纵火。有三人被抓起来并就地枪决。但在红军宿营的苗族城镇和村庄，每夜都发生神秘的火灾。这场大火究竟是不是国民党特务放的，始终没有弄清楚。双方都利用火灾作文章，各方都指责是对方干的。

代替敌人枪炮威胁的是湘黔高原的天然障碍：险峻的山峦，危险的河流。还有部队的极度疲劳，食物的医乏和少数民族的敌对情绪。红军电台截获内情报表明，如果红军部队挥戈北上去同贺龙和肖克的部队会合，就要一路同二十万或者更多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其中十万人已在湖南等候。虽然没有全面清查过人数，红军知道自己的部队已经减少到三万人左右，这是很危险的。包括非战斗人员，总数也超不过三万五千人。

对这些问题，当时没有时间进行有组织的讨论。但是当部队到了位于贵州边界上的通道县城时，召开了一次仓促的非正式会议，主要的军政首脑人物都出席了。

人们通常说通道会议是十二月十一日举行的。根据周恩来夫人的回忆，会议是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李德说，这次会议是领导军队的党的机构——军事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两年多以前，毛泽东曾被军委撤职，而现在，他又被请回来参加会议，并且立即起了主导作用。

讨论的问题是，红军是否应该继续按既定的路线向北前进与贺龙会合。关于通道会议，没有文字记载——或者说，至今尚未发现文字记载。红军长征的文字记载在行军途中很多都已失落，为减轻负担，他们不得不把宝贵的文件和器材烧毁或投入江河之中。正因为如此，尽管事情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参加者的回忆却变得越来越珍贵。

长征期间担任红军政治部秘书处主任的徐梦秋，是一位上层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