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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他们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曾把任何敌军引出了中央苏区。

这些部队行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这一点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仲夏时期的部队行动怎么会有助于十月底红军的大规模转移呢？　这一时间的选择是没有道理的。两者没有什么联系。

北京的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秦兴汉将军后来说：“这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秦认为物资准备和新的扩红工作开始得较早是为了使红军能有准备地应付各种紧急情况。红军在被迫的情况下是可以撤离根据地的。然而，第六军团和第七军团突围的时间则是另外的问题。他们与十月中旬的长征好像没有什么联系。即使他们牵制了大批的国民党部队——其实他们没有——也没有证据说明早在仲夏时节博古和李德就已打算放弃这一地区。

翻译伍修权是个有学识的将军，他听过李德和博古之间（还有周恩来）的讨论，他可能比任何幸存者都更了解一九三四年的指挥决定，然而连他也无法提供有关这一问题的线索。他说：“我觉得很难恰当地回答这一问题，必须由你自己来回答了。”

他认为第六、第七军团的行动是在红军大量征兵以补充缺员的时候用来转移国民党的视线的。当我问道，七、八月份的转移怎么会有助于十月中旬的长征时，他回答说：“你的疑问是有道理的。”

长征问题专家王愿坚称红军起初的行动是“交响乐的序曲”，但是序曲同交响乐似乎不是一个调子。

更使人不解的是第二十五军的转移。二十五军是留在鄂豫皖边远地区的一支残余部队。它原属第四方面军，后来四方面军撤到了川北。二十五军原有大约七千人，但到秋天减少到了二千九百人。

一个名叫程子华的红军政委五十年后回忆道，关于这个问题，一九三四年五月，周恩来曾把他叫去谈过好几次话。程子华现年七十四岁，身上还带着红军生涯给他留下的伤疤。他的双手双臂部受过重伤，右手现在还捏不起拳头，而是象一个爪子。他用左手写字，而左手也被子弹打伤，从未经过很好的治疗。

如果程子华的记忆准确的话，他同周恩来的谈话证实了长征之前进行长时间准备的理论。程回忆说，周曾告诉他，红军处境困难　（当时正值广昌战役惨败之后，也正是把财物从山头上搬运下来的时候　）。周恩来说，国民党比红军强大得多。共产党的根据地正在缩小，这就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来源。红军面临着“现实的危险”　—一如果红军无法获得自给，根据地就将丧失　怎样解决呢？周自问自答说：红军准备开始长途跋涉，建立新的根据地，使之能够得到物资和人力，重新开始壮大队伍。

周恩来说，如果红军这样做，国民党就会撤回他们的封锁部队，这将会对形势发生莫大的影响。周就是要同程子华讨论这一形势——即二十五军的处境。这支红军部队的压力很大，它急需加强领导班子。地方党要求给予帮助。周派程子华负责二十五军的军事工作，并把它转移到新的根据地。周告诉他，红军主力即将采取的行动会有利于他执行这项任务。

程子华匆匆离开了瑞金，然而要到达二十五军那里却并非易事。他先到苏维埃根据地的南部，再从那里偷越边界进入广东“白”区，接着去汕头港，从那里再乘汽轮去上海。他从上海经长江至汉口，最后于九月到达鄂豫皖地区。这时，长征很快就要开始了，但他在几个月后才获悉长征的消息。程子华和地方领导决定把二十五军转移到距鄂北更远的山区去，转移到豫西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区。这支部队被重新命名为第二抗日先遣队。第一支先遣队是已被消灭的第七军团和第十军团。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程子华率领二干九百人出发了。

二十五军的行动只与当地情况有关，同任何其他因素联系起来都是牵强附会的。同时，似乎也不可能假设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周恩来就为红军的大转移作了充分的筹划。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也在这时遭受了莫明其妙的挫折。它驻在紧挨着苏区的福建，是一支独立的、非常爱国的部队，因在上海英勇抗日而闻名于世，却被蒋介石流放到福建，因为蒋介石惧怕它反日的爱国情绪和对他的政策的挑战。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军长们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独立的政府。这是对共产党人有利的形势，本来可以利用这一时机联合一支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使全中国共同反日——共产党宣传的主题。如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那样，这正是毛泽东和他的助手们善于利用的一种机会。